听到那几条刺耳的评论时，郑锐最初感觉难受。
今年五月底开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视障者出行的困难，其中一条视频的截图和评论在九月被微博博主“指尖地球_”转发，引发了大量关注。在视频里，郑锐边触摸着电梯楼层按键，边对着镜头说：“摸不出来轮廓，到了楼层也没有语音提示，哎呀太难了......”在发布时，他配文，“无法抵达的终点。”

微博博主“指尖地球_”九月转发了郑锐的视频截图

评论很快涌来，有人回复，“盲人为什么要出门？”，“没必要为了个别人去改变所有”，配有一个“微笑”表情。
三二岁的郑锐是一位视障者，从一岁起，双眼只有微弱的光感。他看不见，但明白这个表情的意思，“有一些好奇、惊恐、不可思议和轻蔑。”
“朋友们越不理解，我做这个事情就越有用”，难受的情绪淡了，郑锐继续发布视频，一条条回复质疑的评论。很多视频里，他留下魔性而开怀的笑声、在自导自演的小剧场里一人分饰两角、讲段子逗闷子，以此来讲述视障者的日常生活和遭遇的偏见。
用幽默和戏谑对抗愤怒，郑锐一直是这样生活的。自小，他和明眼人一起长大，在他看来，视力障碍不过是一个生理特征，视障者过的只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他是一名信息无障碍工程师和培训师，每天转三趟地铁上班，到了办公室，精准地触摸并打开会议室电灯的开关，吃完午饭，有时去同事座位上唠唠嗑。他常说，自己和明眼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环境仍然在很多时候让郑锐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被障碍物挡住的盲道、读不出的健康码……郑锐希望普及无障碍的理念，并告诉更多人，“无障碍是一种通用设计，最终方便所有人使用，并不只是为了残障群体设置。”
以下是郑锐的自述：
想到视障者，你会想到什么？
像出行遇到的问题，平常没有机会讲，也不知道在哪里讲。你说是愤怒吗？应该是比这种情绪更弱一点的东西——气恼。
今年五月一七日，我参加了一场活动，有志愿者说，可以把出行的困难记录在网络平台上。我就开始拍视频了。
视频的内容很简单，家人或同事给我拍，我讲十几秒，截掉开头和结尾，几乎不做任何修饰，那些就是我最真实的感受和体验。我发的第一个视频，没想到有几十万的播放量。我想，这么好玩吗？

郑锐在短视频里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拍视频的另一个原因和工作有关。我是一名无障碍培训师，培训中，我都会率先问参与者三个问题。第一，你见过视障者吗？八零%到九零%的人都说，没有。
但是这个群体在中国有一七零零多万，比警察都要多，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警察，怎么会见不到视障者？
第二个问题，一说到视障者或盲人，你会联想到什么？大多数人回答，盲杖，墨镜，做按摩，行动缓慢，无法沟通。这些是对视障群体贴的标签。
更多人没有和视障者交流的机会，所以他们不了解。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有人会趴在我耳边说话，我只好说，声音小一点，我是看不见，不是听不见。还有人曾经问我，给你夹一片绿色的青菜好不好？他认为我理解不了青菜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你感觉一名视障者能使用完全没有按键的触屏手机吗？参与者异口同声回答，不可能。我用手机演示以后，朋友们第一反应都是惊讶，“怎么用得这么好。”
参与培训的大多是企业中高管人员，我会想，普通市民的认知或许有更多的偏差。
在抖音的评论里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盲区。有一堆稀奇古怪的问题：盲人上厕所会不会掉下去？吃饭会不会吃到鼻子里？喝水会不会倒进衣服里？我心想，现在的学校怎么连这些东西都不教？
既然有人对这个群体不了解，我正好借机会普及一下。
视频里，我设计了一些小剧场，想拍得贴近生活一些，让朋友们感觉我不是一个坐在镜头前、只会说话的人，你们能跑能跳，有娱乐有工作，我们也过着一样普通的生活。
他们没有束缚过我
起初，我并不知道我是看不见的。
五六岁时，我在家附近跟小朋友一起玩，我们会爬老式的大铁门，门上有把手，我发现有的时候我看不准把手，但别人就爬得很快。他们丢沙包，我去捡，也找不准。
那时候我的视力，很难去用特别形象的话语去描述。我的左眼能看到轮廓、人的影子，但是这个人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男是女，右眼几乎看不见，只能感受到光的亮，光的暗。
家人后来告诉我，我不到一岁时，得了一种病，叫牵牛花综合征，明眼人的眼底成像是圆形的，我的像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京、上海，各大眼科医院都去看过，没有好的治疗方案。
记忆里都是医院吵闹的声音。我被抱在怀里，一堆医生围过来，一个老年人的声音，应该是主任，说，“这是非常罕见的病。”一堆实习医生拿着手电筒一样的东西，扒开我的眼皮，照得我一片晕乎乎的，好痛。
我开始吃明目的中药，一天三次，一直到成年。到后来我走进中药店，闻到这个味都感觉很亲切。
当时去外地看病，只感觉好玩、长见识。我的老家在安徽蚌埠，坐绿皮火车去北京，车厢很嘈杂，有打牌的声音，喝酒划拳的声音，人们大声说话，一车厢里都是烟味。有推车在每个窗户底下叫卖，我会很好奇去问。
从小，父母从来没跟我谈过看不见的事，他们没有束缚过我，都说，你自己去试，自己去做，做不好再说。
我家院子里面种无花果树、柿子树，我爬上去，被毛毛虫蜇了手，也拿石头砸马蜂窝，爬脚手架，拿鞭炮塞进酒瓶子里，都干过，也不害怕。
家人会带我去各地，给我描述陌生的环境。凡是能用手触摸的，我都会去摸一下。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真的是好大，有的能摸出来弯曲的清晰褶皱。北京故宫宫殿上的门钉，好像比我的脸都大。
有一次爬山下山，完全可以坐索道。但是我妈说，没事，你跟着我慢慢走。因为看不到台阶，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停，一开始我很恐惧，不敢试探。后来，也习惯搭着她的肩膀，随着她肩膀的上下起伏走下山。
到了上学的年纪，家人不知道特殊学校、盲人学校，就把我送去了普通的学校。
三四年级，要在田字格里写字，我发现自己看不清楚，经常写出格。我去问我爸妈，他们才告诉我，“你可能看不见。”
但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爸妈说，那就写大一点，或者我们帮你写都行。
老师在课上会先跟同学说，郑锐黑板上的字看不到，你们帮他一下。同学们也都很乐意，我每天都带回家不同同学的笔记。可能那个年代的学生比较淳朴，没有这么多的心思。
上课我就听，用脑记。下课后，我跑到黑板前，趴在上面，拿放大镜看老师画的图形。
上初中后，书变大了，字变小了，看不了了。我妈妈说，她不工作了。她用白天的时间，把前一天从同学那里借来的笔记抄好，再还给别人，晚上我回来后给我读。
到高中，别人学到一零点就能完成的功课，我得到一二点，我妈陪着我，从冬天到夏天。我从没跌出过班级前一零名。
我喜欢篮球，同学们在篮球场打球，我虽然参与不了，还是感觉很有意思。坐在场边，听他们嘴巴里说话，谁在哪里，球传到哪里，同学的声音我都能辨别出来，我就在脑海里画出他们打球的场面。
他们不打的时候，我拿场边一根竹竿，敲击下篮筐，判断球框的位置，自己投着玩。球落地不是有弹起来的声音吗？篮球入筐也有声音，“唰”的一声。
一些同学的行为，现在我想起来可能是在捉弄，但当时不这么感觉。他们会逗我玩，你眼睛好好玩，你能看到我吗？我把你东西藏起来了，你找一下。
但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小学四年级的一天，班主任把我和父母叫到办公室，跟我父母说，你小孩眼睛不好，怕跟不上成绩，办理退学，不要拖累其他人。
我特别低落，为什么不让我上学？我又没犯错误。我在房间里哭，家人也没管我。等我哭完，我妈问我，老师说让你退学，你自己想，要不要上？
我有一个星期没去学校，思想很反复、很焦灼。但是后来我想，你又没有权力要求我退学，我干嘛要听你的呢？
这件事在当时对我是一个冲击，也是一个转折。第一次被人否定，如果走不出来，可能我就废了。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你们感觉我不行，我偏不信。
不是弱者，也不是励志典范
一九岁之前，我都没有听过视障者或者盲人这个词，对于盲人学校，视障群体，零认知。知道视障者的概念，是我来深圳上大学之后。
二零零七年，我在深圳参加普通高考，家人和我都没有在意视障者的身份，也就不知道高考有无障碍的政策可以申请。
最大的困难是涂答题卡，一片花里胡哨的。我拿着放大镜，也就是一个圆的半球体，卡在试卷上，先看准题的位置，再拿走放大镜，用手指着这个位置，拿笔去涂。涂错了，我也不敢用橡皮擦擦掉，好不容易涂了几个，手上全是汗，又着急又紧张。
一零道选择题涂了四零分钟，英语最后就考了十几分。我进了深圳大学，读了建筑设计。因为从小摸过很多建筑，对于设计的过程、设计的理念特别好奇。
学建筑设计需要电脑操作，又要画图，老师看我学得比较吃力，就跟我说，你可以办残疾证，申请辅助器具。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残疾等级、分类，我属于视障的范围。

弱者人日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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