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被坑的一代”，但我活在最好的时代

　　文/苏清涛

　　“党的政策确实好”，这样的话，前两年我也听过，说话的，也是有着漫长的“被洗脑史”的老人。与对洗脑有极强的免疫力:但牢骚和抱怨也比较多的年轻人相比，这些“被彻底洗脑”的老人，对生活现状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在客观方面，他们的生活处境并不好，但在主观方面，他们的“痛感”却很轻，这不得不归功于我党多年以来的“洗脑”。

　　我知道，因为这篇，我要被很多人扣上“五毛”的帽子了。对此，我坚决不承认；因为，我其实是个“零毛”。

　　话说，前一段时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刚一公布，就有人为八零后捏把汗：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代独生子女，他们将要面对上有四老:下有二孩的局面。

　　这样的“新痛”，同时也勾起了曾经的“旧怨”，那些老掉牙的段子又开始沉渣泛起，什么八零后刚上大学，大学就开始收费了；什么八零后刚参加工作，单位分房就结束了；什么八零后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而到了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做……

　　言语之下，八零后似乎是改革过程中“被坑的一代”，这代人的命运除了苦还是苦。还有人补刀了一句：“我只想说，咱能不能换一代人坑？”

　　对段子手来说，写这样的话，也许是调侃:是卖弄才情，但对好多八零后人而言，这却是心声。然而，作为一个从西部的农村出来:输在起跑线上的“苦孩子”，我从未觉得自己属于“被坑的一代”。甚至，在读现当代的小说及政治经济改革史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生活在最好的时代”。

　　作为一个能力不行却又频繁跳槽的人，我最感激的就是，我“错过了”那个“毕业包分配”的年代。我不用担心被分配去干一份自己不喜欢或“不明觉厉”的工作，然后，再守着那个无聊的“铁饭碗”从一而终——极可能是庸碌的一生。在这个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我可以依靠自己的个性生活，我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强迫自己去适应一份无趣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毕业八年半了，我身上的锋芒也没有被磨掉。

　　前两天跟一个即将于明年六月份研究生毕业的朋友聊天，最近，她冒着拿不到硕士学位证的风险，论文还没写完，就跑杭州学自己热爱的越剧了。她是师范类专业，去某些好一点的小学教书，可以拿到一万元的月薪，但她都放弃了。“当教师，太不自由了，我就没有时间玩越剧了。”想想看，在那个“工作包分配”的年代，能做到这一点吗？可能是，她对越剧再有兴趣，也只能度过压抑的一生了。

　　很多人会羡慕以前“单位分配房子”的年代，但我要说的是，大一时读一本小说，看见九零年代的人，苦苦地“熬工龄”，仅仅为了等到单位给他分房子的机会，并因此而不敢放弃那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当时，我感到无比恐惧：妈呀，我以后是不是也得为了房子而把自己的一生都许配给一个单位啊？这个念头吓得我出了一声冷汗。稍后，合上书，我方才清醒过来：现在，已经住房商品化了。或许我永远也买不起房子，但我至少不必再为了一套破房子而“终身为奴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在我之前的几代农村人，常常为了一个城市户口，干一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为了一个城市户口，嫁给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为了一个城市户口，娶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女人。而到了我们八零后一代，无论多惨，我们至少不必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被户口给绑架了。甚至，现在，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在一些地方，农村户口比城市户口还值钱了。

　　三四十年前，年轻人谈个恋爱，都可能被定性为“耍流氓”:“反革命”，而我们，赶上了一个可以婚前同居:可以自由地离婚的时代。在做某些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再也用不着像我们的父辈们那样担心世（sha）人（bi）们的说三道四。

　　可能是因为自己是学历史的缘故吧，我对一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都感到新奇。我曾为自己晚出生了十几二十年，未能见证“激荡三十年”的轰轰烈烈而感到遗憾，但我们却有幸经历或见证了互联网颠覆人类生活方式的整个过程；直到小学和初中阶段，我还常常把银行和邮局当做“政府机关”，但此后，我们有幸赶上了市场化改革，赶上了“国退民进”，然后，见证了这些“国家机关”的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

　　市场化的一个副产品是：很不幸，我们进入了一个“富人得势”的时代。很多人因此而痛恨这个时代。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市场化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时代”。无论如何，一个富人得势的时代，也要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时代强得多。（哈耶克语）把赚钱做为理想，要比把当官当理想高尚得多；向钱看，要比向权看更纯净。

　　所有这些变化，对我来说都格外刺激，格外有趣，让我感到无比兴奋。能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成为这个时代的观察者:思考者，我感到无比荣幸。

　　当然，在这个时代，最有幸的，也许是段子手遍地开花，并且，因为经历的特殊性，我们也成为了最能“读懂”那些段子的人。

　　上个月底，《人民日报》发了篇文章《八零后真是被坑的一代吗？》，这才表达了我的心声。作者在文章中写道：

　　在这样一个崇尚多样性的时代，抽象地评论一代人的命运，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那些动辄囊括一代人的抽象怨念，并不足以概括八零后的真实处境。毕竟，抽象的概括遮蔽了年轻人的丰富性与可能性，也掩盖了那些具体而微但却激荡人心的奋斗故事。一代人或许具有共同的宏观特质，但是一个人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此，而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能做出独领风骚的产品，如果能创造令人艳羡的业绩，就能获得同样的成功，谁会关注你是七零后还是八零后？

　　年轻人面临的问题确实不少，但是与问题相伴而生的，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努力与希望。如果只看问题:不看破题，只看反面:不看正面，那就是选择性忽视，只会激发徒然无用的伤感。

　　虽然这段文字出自“喉舌”之手，但我还是发自内心地赞同。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性在于，我们在自己正值青春期的时候，掌握了网络舆论的话语权。不过，我们却没有珍惜这个话语权，而是拿它来抱怨:发牢骚了。结果，就是，显得自己成了“最苦逼的一代”。

　　刘瑜老师在《送你一颗子弹》中有句话：决定一个人的生活的色彩的，不是他眼前的景色，而是他的眼睛。对此，我相当同意。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时代背景，有些人感受到的是苦逼，而有些人感受到的是波澜壮阔:激荡人心了。

　　当然，生活中并不是只有这种“于丹式”的鸡汤。下面，再说个具体的例子：

　　今年六月，去四川巴中市的一个贫困山村采访，一位七二岁的老人在向我讲述扶贫工作开展以来他的感触时说：“现在的生活质量，比以前好出十几倍:一百倍。”然后：又反反复复地说“党的政策就是好啊”，“感谢党”。

　　换做以往，如果是在电视上或报纸上看到这句话，我一定会觉得可笑，甚至是发出一点冷笑。“真是被洗脑了”。然而，当我亲耳听见眼前的这个人几次三番地重复这句话时，我竟十分感动——他之所以反复说“党的政策好”，主要有两个原因：表达能力欠缺，除此之外，不知道还能说啥；他确实对当下的生活比较满意，对当地的政权有发自内心的拥护。

　　如果是一个国家的首富或其他既得利益者在公开场合说“党的政策好”，我们会很容易理解；但一个刚脱贫不久的“前贫困户”竟然也感谢党，这难免让人意外。从聊天的其他内容和他说话的语气看，这位老人现在的幸福感确实是挺高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欲望比较少，很容易满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对他的“洗脑”确实是成功的。

　　其实，“党的政策确实好”，这样的话，前两年我也听过，说话的，也是有着漫长的“被洗脑史”的老人。与对洗脑有极强的免疫力:但牢骚和抱怨也比较多的年轻人相比，这些“被彻底洗脑”的老人，对生活现状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在客观方面，他们的生活处境并不好，但在主观方面，他们的“痛感”却很轻，这不得不归功于我党多年以来的“洗脑”。

　　洗脑，并非全都一无是处。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被洗脑得越彻底，便越幸福”。

　　每个人的脑海中:思维中都一些会降低幸福感的因素，我们把这些“负能量”的东西从大脑和思维中清除出去，便是洗脑了。这种洗脑，就像是洗衣服:洗碗一样必要。

　　我们常说，幸福与不幸，并不取决于实际生存境遇，而是取决于“心态”:取决于思维方式。在幸福感比较差的时候，“调整心态”，实际上就是一种洗脑。对身处逆境的人来说，自我洗脑，就是在吸食精神鸦片。

　　一说到洗脑，我就不由得想起如过街老鼠般被人人喊打的“心灵鸡汤”了。但我想说的是：很多人，之所以不幸福，恰恰是因为他们对心灵鸡汤缺乏信仰:缺乏基本的敬畏之心。

　　处于某种同样的困境中，容易被心灵鸡汤“洗脑”的人，通常都能告别痛苦和烦恼，而那些始终无法摆脱思维局限性的“理智者”，则无一例外地充满了焦虑和忧愁，他们总是满腹的牢骚和委屈。这，正是身为一个“鸡汤厌恶者”最大的倒霉和悲哀之处。

　　鸡汤厌恶者们总是居高临下地嘲笑那些喜欢心灵鸡汤的人逃避现实；可是，如果一个人“面对现实”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烦恼和痛苦的话，那他真是蠢得可以啊。

　　有的人，之所以将那些谈调整心态的文章都定性为心灵鸡汤，其实是因为他自己的心态很差，并且还不具备调整心态的能力——自己没能力做到，便认为别人从实践中感悟出来的真知灼见都是“空洞的大道理”。

　　作者简介：苏清涛，一九八四年出生，金牛座，二零零七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个不务正业的记者，不会写诗的诗人，不懂艺术的艺术家，“尽管我毫无艺术细胞，但我自己就是个艺术品”。微信号/charitableman，公众号/扯淡不二·chedanbu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