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自述：我到底为了什么活在这儿？

　　大家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北京，试图从一号线上找到一个入口，把自己嵌入这个城市，在这里安顿自己的人生。

　　长安街在上，一号线在下。上面八条车道，灯火通明，横贯北京东西，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街道。而地下则以三分钟一班的车次，四五年不变的路线，每天穿过三一.零四公里，把约一五零万人运到二三站点，那相当于北京常住人口总量的一/一三。

　　从东单向东，一路出建国门，过永安里，至国贸CBD商区，写字楼越来越多，世人眼中的精英沿长安街沿线一路向东聚集。楼越来越高，地价:房租也一路飙升，那代表着名望:财富:位置。

　　而西单以西，出复兴门，入木樨地，一路西行，由商转政：过了繁华的金融街，进入财政部和计委所在地，接着就是首都博物馆:中科院，一路下去，浓浓的府院气息。

　　再往西又一番气象。文气渐弱，兵气渐浓，八宝山是有名的革命公墓，至于公主坟:万寿路一带，则是全国军事中心，军政司令部所在地了。

　　一号线展开，就是这个城市的生活层级，站点本身似乎带上了某种隐喻，成了某个阶层:某种生活的入口。

　　人们从不同地方来到北京，抱着不同的目的，通过不同路径，以不一样的代价，扎进一号线，投入各自的北京生活。

　　二八岁的李征（化名）渐渐开始对自己在京打拼的意义感到困惑。

　　一:四惠东

　　每天，李征（化名）从出租房走到四惠东坐一号线，从起点经一一站到西单，再转四号线坐一二站，一个半小时到达上班地。回程再一个半小时，经二三站。

　　当李征拎着小公文包，锁着眉头急匆匆从写字楼里走出来的时候，他的状态有点儿游离，那样子看似温吞却又烦躁，整个人充满了矛盾。

　　这个地道的山东汉子今年才二八岁，却已经有点儿沧桑了。父母种地，一个男孩就这么考到了北京。人虽然出来了，面临着这个大城市的一切新鲜东西，可一套价值观还留在玉米地那里。

　　眼下他正跟“么么哒”较劲。他刚从体制内的公务员跳出来，在一家企业上班，负责微信平台，他指着那界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真的不适应，“这不是矫情吗？”他激昂地说，“话不好好说，干吗要用‘亲’‘么么哒’？‘冰淇淋’不叫冰淇淋，干吗要叫‘甜品'？”

　　他皱着眉头跟记者讨论，似乎那是关乎体面的大事。“我喜欢严肃一点的东西。”他指的严肃是那种人民日报体，或者几个学者来讲课或交流，探讨一些哲学:文学:艺术类的问题。

　　可他必须学习“么么哒”的用法，非常努力地造出“博雅塔，么么哒，我来了”的句子。说的时候他很嫌恶，就像每一个字都要花他钱似的。

　　一旦工作本身让他没了兴趣，上班就变成了一件需要忍耐的事情。上班从一出门开始就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作为一号线始发站，四惠东在二零零零年通车，一号线东侧始发站第一次从西单东延到了东四环外，这也是一号线最近一次的扩延。一条线从此穿起了朝阳:东城:西城:海淀:石景山五个区。又因这一站靠近立交桥，客运:地铁:公交方面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的日客流量超过二零万次。

　　此前很长时间，四惠东近北京郊区，多是小商品市场，档次:服务效率都不高，住在这里的也是小商贩:打工者:底层务工人员。可一号线一路向东，加上CBD东扩，四惠及四惠东有了新的价值。这个西起大北窑，东至高碑店文化园的地带，搭乘地铁至国贸缩短到了二零分钟以内，它因辐射CBD商务圈:与国贸距离最近:而房租又能被普通小白领承受，很快成了的那些写字楼里白领的首选，这一带房子开始炙手可热。

　　每天，大批住在通州:燕郊的小白领在这里换乘。在天桥下排队三零分钟等地铁，五六趟过去仍挤不上去车是完全正常的。在哪个门口，跟哪群人一起上也大有讲究，最好能选中一个强大的人流，顺势被推上去，这个地铁口流行一句话：“选好团队比个人努力更重要。”

　　李征也不例外。每天，他要拿出三个小时，上车，换乘，一路西进北上，周而复始，那感觉就像每天都比别人少活了三个小时似的，每天像圆形笼子里的仓鼠一样一直循环地跑，上班是为了下班，下班为了睡觉，睡觉为了第二天再上班。

　　时至今日，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体制内不行，现在到了体制外也不行；老家那一套不行，大城市这一套也不适应。他在两套标准里出出进进，左摇右摆，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纠结。

　　当初进体制，有多少是自己的意愿，多少是为了满足老家那边对他“出人头地”的期待，他已经分不清了。二零零九年从烟台大学毕业，又考上人大专业硕士，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是不错的成绩了。初来京时，他颇有几分踌躇满志，一心想取得一个父老乡亲所认同的位置。那渠道很清晰：拿户口，进体制，熬两三年，做上副主任:主任，攒钱买房，结婚生子，逢年过节衣锦还乡。

　　刚进体制的时候，他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或影响什么。“我想把大家的心气儿都捋顺了。”为这，他专门做了一个单位内部微信公号，每天推送员工事迹，单位故事。这是分外工作，本以为是锦上添花的事，却被老板找去谈话：“小李啊，你要在这个微信公号上制定一个规矩，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宣传口径要把握好。”

　　李征蒙了，怎么解释领导就是听不进。

　　再就是一遍一遍地开会，学焦裕禄，学到晚上一零点再讨论两小时，领导带头表示：焦裕禄是我的神。

　　轮到他发言时，他大着胆子说出真话：“焦裕禄死了二三十年，兰考还是一个贫困县，我觉得当干部没必要成公仆，办事儿就行，我给你服务，你用纳税来滋养我，把这个互相服务的关系搞好。不然累死也是无效的。”

　　一句话惹毛了领导。那时他已经动了离开体制的念头。这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看不到升职的希望，之前干得热心，以为可以提干，却没了希望，原来的下级做了他的领导。这下级之前来北京开会，叫他李总，给他倒酒，现在反过来叫他“小李”，酒也轮到他倒了。

　　离开体制那天，他坐到领导办公室里，“我想走。”领导一惊，“小李啊，我们这么培养你，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你怎么能……”“领导”，李征打断他，“我只是一个党员，我不是干部。”

　　这是他的第一次叛逆。内心里更深的厌恶压倒了出人头地的想法。骨子里，他一直比同龄人更焦虑，那几乎是一种潜意识，学生阶段他已经开始找工作，同龄人都在享受校园时光，读书恋爱，而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它们不能指向一件事：好工作。“好”当然是指物质方面的：稳定有保障，能支持一份殷实的生活。

　　研一那年，他在两个机会之间犹豫。一个是中国移动徐州分公司的offer，另一个是去爱尔兰交流一年。他犹豫了，到手的那份工作框住了他，家里劝他，“出国也就一年，工作可是一辈子的事！”

　　对父母那辈人来说，工作就是铁饭碗，找到一个必须抱牢，“出国”属于不务正业。李征很矛盾。一直以来，他都在自己的价值观和父母传统的评价体系里摇摆不定。瞧不起一张户口，又必须得到它；骨子里讨厌官僚主义，又真心想进体制。一切机会面前他都倾向于传统的价值观，但当中又透出不甘。

　　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抛下手边这份工作去了爱尔兰。爱尔兰很美，人也悠闲，在湖边散步，不时有鸽子飞起来。他却不安起来：太轻松了，将来怎么办？回国怎么办？工作怎么办？

　　一旦学业:工作:结婚:生子这四件事儿里，有哪一环衔接不上，他马上陷入焦灼。好像这一步接不上，就永远接不上了。

　　他发现，那些固有的东西，正根深蒂固的留在自己脑子里，逃也不是，顺从也不是。一年里，他的口语没进步，见闻没增加，吃也克制，玩儿也小心，按部就班地在爱尔兰过了一年中国生活。

　　他感到自己正陷入尴尬：一回老家，邻居围上来，“李征，你都三十了，还没结婚……”“我才二八”他反驳。再就是问户口，问房子，问一个月赚多少。之前，这一套曾经指导着自己全部的奋斗路径，可现在他听着，突然一阵厌烦。

　　自己离老家远了，可北京这个城市并没有接纳他，观念:生活上他仍然没有接轨。如果他胆敢不结婚，不买房，他简直无法踏到老家的土地上，无法活在邻居的眼光里。

　　挤地铁挤烦了，他偶尔也会皱起眉，抚着额头问：“我到底为了什么活在这儿？为了父母吗？父母不在身边；为了舒服吗？还是为了更高的意义，可哪儿又有更高的意义呢？”

　　他开始睡不着了。女朋友家里催着结婚，一套房子首付六零万，女方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一半，他这份就是拿不出来，家里帮不上一点儿忙。

　　睡前，他偶尔会问女朋友，咱在这儿干吗呢？双方父母掏空了，买房子，还房贷，还了二三十年，六十岁还完，还得再给儿子买套房。

　　二八岁，他已经开始叹气了。

　　“我坚信“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的好奇心丰满了我的生活。”jolie语气坚定的说着。从老家考到北京努力打拼一零年的她似乎已经实现了自己曾经的目标。

　　二:国贸

　　按照一般的职场标准来说，Jolie的条件并不好。

　　父母很早就下岗了，家里在钱和关系上帮不上忙。她自己身体差，眼睛晶状体:玻璃体有先天性病变，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另一只上千度的近视，除了外语上有一点儿天分外，生活的一切方面她都是非常吃力的。她甚至不敢提一只重箱子，因为那可能让她本就脆弱的视网膜破裂或滑落。

　　大学毕业一一年后，Jolie出入在北京国贸三期的写字楼里。戴着隐形眼镜，眼睛看上去仍然不大对劲，太大了，有一点外凸，那是长时间戴眼镜留下的痕迹。但一张脸是漂亮的，不仅如此，还带有一种神气，让人感到她对自己的生活拥有着完全的控制力，甚至可以说，她就像那种天生就该待在这里的人。

　　现在，她在一家美资的高级律所做市场推广，之前做过的两份工作分别是高级翻译:PICC（“中国人保财险”）评级。

　　她语速快，但并不给人压力，声音柔软客气，这显示出她在待人接物上受过好的训练。小城的窘迫童年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已经取得联合国口译资格，她还想去纽约，想去联合国那样的机构看看。

　　她知道，在北京，一些看起来遥不可及的事情会在这里成为可能。

　　可如果留在武汉，Jolie不知道自己会落入哪一种生活里。她上的是理工大学，专业又是英语，加上不到一米六的个头，八十多斤的体重，“联合国”，离她像天那么远。

　　可现在，站在国贸三期的最高处，她几乎可以俯瞰整个北京城。她是刚从国贸银泰的一家评级公司跳槽后到的国贸三期，采访当天，她刚刚在这栋北京最贵租金的写字楼里工作一周，自己也觉得恍惚。它在这一带楼群中高入云端。那高度就像一种权力，待在这儿的注定是少数人。

　　作为北京的最高建筑: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国贸三期位于北京东三环CBD核心区域，这座三三零米高的巨型建筑正以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把整个北京城压在下面。

　　是的，它已经朝天际去了，而这之前，这一带早已把地下的风光占尽。

　　国贸区建在建国门外大街，那是北京最中心的商务区，毗邻东长安街，一二公顷的占地，四三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入驻的企业多是全球五零零强，是京城黄金商业带里最黄金的那一块。

　　这里要的不是繁荣:热闹:和谐，而是更高一层的东西，比如奢华:孤独:克制。国贸三期里，每一件器物都来历不凡，四.五米高的荷兰皇家宝盾旋转门，九米高的大堂，从以色列专门运来的金黄色的大理石地面，棚顶四组五零零公斤重的彩色玻璃泡吊灯，由六零零个工人人工吹制而成。

　　而在楼中工作的人也有着不言自明的共同秩序，他们彬彬有礼又不过分亲密，客气周全而又充满节制，他们拥有这城市最好的教育，他们的工作场所处在最优质的地段，这一切都暗示着权力:位置和身价。

　　Jolie用一一年的青春:健康:孤独，和一份毫无积蓄的生活换来了这栋大楼里的一个位置。

　　进入这个大楼的路径并不那么简单。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之后，她铆着劲的要考外交学院的高级翻译专业。这几乎是全国英语类考试中难度最大的，毕业后可做外交官或同声传译。那难度极大，用脑量惊人。

　　本来是可以去外交部的。研一那年，外交学院要跟教育部批一块地，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应允，但有个要求，要一个外语好的女生到领导家来当家教。学校选上了她，在外交学院这是有惯例的，给领导当过家教，前程远大。可通知她刚一周，这位领导就因为犯事儿被拉下马，之前的腐败和生活作风问题一下子都被揭出来。她这才恍然明白那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捷径。

　　同学中九零%以上考了公务员，她放弃了，一个人开始体制外打拼的生活。但公平有了，辛苦却是加倍的。这个城市里，Jolie至今没有房，没有车，没有男友；只要她还能工作，生活就可以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准上，一旦工作停了就一切都没了。这个城市里，她将无法安顿自己。

　　跳槽之前，房租要占Jolie收入的四零%以上。她要租一整套二居室的房子，在这个城市的任何地区，这样一套房子每月四五千是至少的。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儿，她把父母从武汉接到了北京。他们很早就下岗了，有时，看女儿一个月剩到手里的只有三四千，他们也心疼，吃穿用度上也帮着女儿贴补，最初Jolie拒绝，慢慢也接受了。

　　她花钱很省，“平常我几乎没什么开销”，她说。但一套体面的衣服还是需要的。有时要出国开会，她就上网去淘一点，买的都是些颜色大方，富有层次，款式好价格却不贵的衣服，“几十块也可以穿”，最贵的一条裙子，是一个一万块的大品牌打一折，一千就入手了。

　　外人看来，Jolie这个位置上，连辛苦都是高一层的，比如花一个半小时化妆，为了不让人看出刚刚熬过通宵；住五星级酒店里，只睡上三个小时，第二天就跟着公司高管去以色列开会；(www.ajml.cn)六小时的大会，汉语从耳朵里进，英语从嘴里出，六小时下来也不露出疲态。

　　不是不累。在这行里，累也要累得光鲜，如果因为累，放松了对仪表的要求，那你就成了个可怜人。和任何高薪:高压的行业一样，任何一点儿邋遢:疲乏都会让人不堪，因为它会将你打回原形，打回光鲜之下没车没房:没有储蓄:没有背景的真实里。

　　说白了，自律就是为了那一点体面。她已经能熟练驾驭不同款式的短裙:黑色针织衫，穿着经过巧妙的搭配，颜色上富有层次。

　　这就像个悖论。在北京，必须消耗自己来换取资源。但回老家，她有了资源，但擅长的技能又超过了城市的需要。

　　如今，对她来说换一种生活方式，把眼界和环境降低一层，已经完全不可能。她只有进没有退，北京给了她好的一面，这一面她要踮着脚才能够到，但这已经足够把她架在这里了。

　　只是，无论她穿得多么体面，每天从国贸三期走出来，她必须从一号线进去，扎入人海，进入最真实的北京生活，那里没有大吊灯，玻璃咖啡厅，甚至要踢着菜叶回家，但那是她的生活。下班，上地铁，到家，一路下去就像过了三重天。

　　那幢大楼里，她连买杯咖啡都还需要用导航，别的名品店更是一无所知，唯有一件事她一清二楚：怎么绕过重重地下通道找到地铁入口。

　　当她绕过国贸地下商城，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还没走到头，一股热气就来了，空调弱了，气味也大了，从这儿起，优雅就不要紧了。要的是泼辣:麻利。她把自己投入人流，被挤着:推着:搡着，就这么进了地铁一号线。性骚扰是常有的事。对此她已经很有经验。最好大声讲出对方的行为，讲得具体:有细节，让人脸红为最佳，几十双眼睛就会一下子唰地看过来。

　　来京一零年，她早已身经百战了。

　　小时候，Jolie就看不起身边那些没有野心的同学。她不同，上大一时，家里拿学费都困难。人一漂亮，心气儿格外高，觉得武汉装不下她，她要更大的世界。认识她的人都知道，这女孩从小优秀:拼命:求胜心切，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要拿出A 的东西，要名列前茅。

　　而Jolie自己说，这好胜背后，其实是巨大的不安全感。“我眼睛不好，相当于半个残废。”但她依然很注意着眼部的修饰，戴着隐形眼镜。这有磨损角膜的风险，但一个体面的外表还是要紧的。

　　这栋光鲜的写字楼里，所有人都那么时尚:得体:精力充沛，但私底下，Jolie知道他们花了多大力气让自己“看起来轻松”。

　　在武汉时，她一直觉得能来北京就是到天了，现在回头一看，“那东西已经在我后面了。不知不觉的就这么走着，我也成了少数人。”

　　但身体始终让她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我怕黑，黑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让人不安。我做口译也是为这个”，她指指眼睛，“将来坏掉了，用耳朵也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