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生命太短暂，去疯去梦去追寻

　　文/柴静

　　上中学的时间时候，咱们的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过“俺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俺有个朋友叫老罗，每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她说：“俺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写第二自然段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标准准确答案。”

　　俺另壹个朋友冯唐，找了壹个黑店，哪儿卖教师参考用书，黄皮儿的。哪书不应该让学生有，可是他她能花钱买着，书中写着标准准确答案—“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她就往卷子上一抄。

　　教师对全班同学说：“看，只有冯唐同学壹个人答对了。”

　　老罗和冯唐把背标准准确答案的时间省下来，都早早地干了自个喜欢的事。俺属于第三种，没方法脱离又没勇气反抗。课堂上安分守己，一声不出，可是什么也听不进去，低头在纸上乱写乱画，考试时对鲁迅先生瞎揣摩一气，卷子上打着红叉发下来。

　　时间长了，被动消极，每日最终壹个到校园，第壹个走。

　　哪时间时候山西的小县城还一片僵冻，离开校园无处可去，没有公交车，没有店铺，没有大排档，没有书报亭。有壹个红星电影院，可是只有在校园组织看爱国电影时才能进。这里算全城的文娱中心，几个老人坐着小马扎在电影院门口晒太阳，怀里搂着小孩儿。没有猫狗这样的宠物，小孩拿根绳牵着田鼠走来走去，它用后脚站着，前脚端着干馒头吃。电影院门口摆着两个开裂的台球案子，五毛钱打壹个小时，有几个小混混，嘴角斜叼着烟，呛得眯起眼，冷风里猴着身子打球，军大衣领子尖竖着，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他她们追逐女生时粗糙又凶狠，毫无浪漫之感。

　　除了这些“闲人”，朋友们都待在单位—这个形容流水线上产品的数量词，人人嵌在其中。俺父母都在“文革”中辍学，受尽动荡之苦，觉得进不了单位就会变成残次品似的让人恐惧。他她们希望俺将来能考上大学的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分配进铁道局。邻居们都说这上班好，不用风吹雨淋，依靠算盘打得快，胳膊上一副蓝袖套，稳稳每当每当一辈子，还能坐火车不花钱。为了能让俺这样家庭生活状态，父母以他她们的方式保护俺—课外书是“闲书”，不能看；晚饭时能看全国统一转播的新闻节目，因为所以里面也许会有考试内容，在俺看来，这还不如看新华字典有意思—起码有些汉字长得挺好看的。俺逮饭举着工具书看，遭到了表扬，俺妈让俺妹向俺学习。

　　俺对这种家庭生活状态没什么情绪，因为所以即便给俺自由，俺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高中时，俺妈买了一台红灯牌收录机让俺学英语。短波能收到台湾电台，家里没人的时间时候，俺就守着听“亚洲之声”“中广流行网”。主持人吴瑞文、谢德莎、沈琬、林贤正、李丽芬、陈乐融……俺不知道这些名字俺写得对不对，可是隔了二十年，写下每个名字的时间时候，俺还能听到他她们的声音，他她们是俺的朋友。有一期节目，沈琬说壹个叫黄家驹的人每当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她的歌《关心永久在》，她说：“人生生命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所以咱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说的时间时候她哭了。

　　俺每当时不知道黄家驹是谁，她说得也没什么出奇，寻常情理，可是打动了俺，哪以前没有成年人用这种方式对俺说过话。

　　俺第壹次臆想到，原来壹个职业能是这样的。原来，传播是人作的，作的所有应该是为了人。

　　半年后，俺考上了铁道学院财务会计专业，干了人生生命里第一件主动的事—到湖南省电台去找上班。领导把俺打发走了，因为所以要每当主持人必须学过播音，由国家分配。回到校园，俺用磁带录制了一期节目，名字抄袭陈乐融的《另一种声音》，又去了电台，壹个叫尚能的主持人听了五分钟，说：“每当今夜晚在俺节目里播。”他她没去征求领导同意，就这么作了。

　　就这样，俺进入了传播行业，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