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流放者的土地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道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壹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买了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壹个在道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俺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哪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俺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辩解说，哪是由于要长路途运输，老早摘下少些根本没熟的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每当今俺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所以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可是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哪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么？

　　俺想这个疑问的时间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所以俺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依靠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俺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俺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次看到这个地名的，因为所以它与狞厉的政治迫害和惨烈的人生生命遭遇连在一起，使俺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的地理形貌。后来俺本人不知为什么对文字狱的史料也越来越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俺阅读中的常见词汇。近年来喜欢读少些地域文化的着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李兴盛先生两年前出版的《东北流人史》①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每当今，俺居然真的踏到了这块着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俺的居然是甘甜！

　　有哪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所以“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也许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也许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所以这三个字经常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恶梦，把哪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所以这块土地与俺的出身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可是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作《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每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地球，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每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每当时另有壹个着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壹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名，可是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怎么会这样？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间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也许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每当今俺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美不胜收了，可是俺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却是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联臆想到东北其他她几个着名的流放地如每当今的沈阳（每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每当时的尚阳堡）以及齐齐哈尔（每当时称卜魁）等处，俺，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可是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致。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争取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所有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您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哪回事儿。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与此间风景相比，着书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不要道理，便与此有关。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俺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怎样杀戮壹个在圆明园试图向他她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俺终于对其他她杀人花样也有所明了了，真希望咱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哪一大套款式，绝对只有哪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以俺看来他她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壹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所有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的由头，所以受刑者只能怨恨自个竟然是个人。俺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方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幸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软弱的毛病，他她们总是玩牌一致掂量着各种死法，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个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权衡，经常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能回到流放上来了。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罚，可是其实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疑问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以每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了的其实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作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小孩子起始开端都已经是奴隶。一道上怕他她们逃走，便枷锁千里。俺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壹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可是死在道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由此，一道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男人碍手碍脚先把男人杀了；人员哪么多用不了，选出少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少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官庄”里作苦力，必须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哪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哪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可是每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１５０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哪些远亲，也许根本没见过每当事人，他她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据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俺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哪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个，更不知自个的一举一动什么时间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样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臆想到呢？咱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看透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有的事，他她们假如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可是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依靠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地正在这里。

　　俺经常常常设想，哪些每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个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哪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每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她或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她真能搞得清自个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个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哪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咱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失败者，他她们大体也说得清自个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历练也很有历史意味，可是至少俺每当今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她们兴趣不大。最说不清楚的是哪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她们大半搞不清自个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俺想，流放东北的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或许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的哪一拨了。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似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里边，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咱们就没有《阿Ｑ正传》好读了。依俺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鲁迅的祖父像是真的），可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例如１６５７年（顺治十四年）发生过两个着名的科场案，造成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咱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壹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仕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也许（！）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也许作弊。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路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哪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哪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作着官，上奏说咱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所以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能调查。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可是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假如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所以朝廷上下一口咬定，您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也许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哪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终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哪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作到底他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她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哪里，朋友们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作点姿态，没臆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她们领导的其他她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她们的老婆女儿一概作奴隶。听说已经死了壹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她幸运，可是他她的家产也要没收，他她的老婆女儿也要去作奴隶。还有，就让哪个安徽考生不作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她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要紧的是，他她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老婆，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主实录》卷１２１）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也许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她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可是最终还是这样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这样之大。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不管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她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疑问的，可是为了其中壹个人有哪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壹个不留。而且他她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她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也许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可是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道上也已经浩浩荡荡。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路途中臆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哪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哪么着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俺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精神卫护逻辑。所有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错啦。

　　三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可是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致了。每当灾难初临之时，他她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可是是每当这壹个关口渡过之后，他她们中部分人的文化臆想到又会重新苏醒，起始开端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哪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间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她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她们起始开端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起始开端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道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所以按照每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道要走相每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道上看见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题有其他她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他她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她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您回去了？”丁澎说：“没有。俺真要感谢皇帝，给俺这么好的机会机遇让俺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您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应该是才子，俺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澎说得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少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几句诗，就是他她们心灵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时间时候，他她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臆想到三年往后张缙彦也被流放，戍所很远，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够赠送的东西仍然只有诗。丁澎送张缙彦的诗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老去悲长剑，胡为独远征？半生戎马换，片语玉关行！乱石冲云走，飞沙撼碛鸣。万方新雨露，吹不到边城。（《送张坦公方伯出塞》）丁澎早流放几年，所以他她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这样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的思道来考虑疑问了。用吴伟业赠吴兆骞的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产生的总体感受应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价值坐标轰毁了，连少些本来确定无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有少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她们身陷的冤屈，哪怕自个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也好。可是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她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她们，文天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这样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壹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您到现在还这么口硬，您以为俺不能杀您么？”洪皓回答：“俺是能死了，可是这样您们就会蒙上壹个斩杀来使的恶名，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的地方，不如咱们一起乘舟去游玩，您顺便把俺推下水，就说俺是自个失足，岂不两全其美？”他她的这种从容态度，把女真贵族都给镇住了。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依靠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员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个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皓和张邵明确说自个是江南人，所以一样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才回来。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斥，洪皓被秦桧贬离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的长路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她们作对的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她们的消息，甚至对他她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的流放者们深思。既然朝廷对自个的使者应该是这副模样，哪它真值得朋友们为它守节效忠吗？咱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所有真是哪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壹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对象，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生命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戴梓）每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着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哪些朋友李［衤因］、魏［王官］、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几乎应该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壹个“冰天诗社”。是不是这些昔日官吏现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他她们相交只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这里所说的“节义”又不具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是个人人品。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在这一点上，中国历来对“大节”、“小节”的划分经常常常是颠倒的。函可的哪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确实应该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衤因］获罪是因为所以上谏朝廷，指陈每当时的壹个“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王官］因上疏主张壹个犯人的“老婆应免流徙”而自个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少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她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可是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她们走南闯北。函可与他她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哪个时间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而照咱们每当今某些理论家的分析，他她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的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可是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她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他她们作为壹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出身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王宣］是壹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可是由于有了朋友，他她眼中的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他她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同是天涯万里身，相依萍梗即为邻。闲骑蹇卫频来往，小擘霜鳌忘主宾。明月满庭凉似水，绿莎三径软于茵。生经多难情愈好，未觉人间古道沦。“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东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出来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哪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华瞻的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列宁主义惟独这儿，［原文这样－－输入者注］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条条的自个寻找能生死以之的知己好朋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么？

　　俺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哪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她哪些着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间的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会显出一种特殊的重量，因为所以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而且地处遥远，在每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极为艰难。所以，流放者们在饱受世态炎凉之后完全能凭借往昔的友谊在流放后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个原先置身的地球。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黑龙江，他她的朋友孙子耕竟一道相伴，一样从杭州送到黑龙江。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她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道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专程到东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间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吴青霞不远千里前来探望，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感受：浓阴落尽有高柯，昨日流莺在何处？亲情，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

　　让俺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个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哪番苦功夫。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回来让他她过几天安定日子。他她有决心叩拜座座侯门来赎金集资，可是这事不能光靠钱，必须要让每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啊。他她好不容易结识了每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壹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可是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于点头。顾贞观没有方法，只得拿出他她为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因为所以哪两首词表达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行道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她、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俺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亻愁］。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生命、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可是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每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俺十年时间吧，俺每当作自个的事来办，今後您完全不用再叮嘱俺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她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争取，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在欢迎他她的宴会上，有一位朋友写诗道：“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是啊，这么多年也只是他她壹个人回来，可是这一万里归来的“匹马”，真把人间友谊的力量负载足了。

　　还有壹个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样在流放的朋友的帮助，偷偷逃走的，他她就是浙江萧山人李兼汝。这个人本来就最喜欢交朋友，据说不管是谁依靠深夜叩门他她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么困难他她总是倾囊相助。他她被流放后，一样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杨越照顾他她，后来他她年老体衰，实在想离开哪个地方，杨越便想了壹个方法，让他她躲在壹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杨越从头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终到了外面把他她从大瓮里拉出来挥泪作别，自个再回来继续流放。这件事的真相，后来在流放者中悄悄传开来了，朋友们十分钦佩杨越，依靠他她有什么义举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参与为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人。

　　俺经常常常想，每当今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亲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壹个滋味浓重的精神地球，竟使咱们得惠至今。

　　四

　　除了享受亲情之外，流放者总必须要干一点自个想干的事情。基本的劳役是要负担的，可是东北的气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完全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紧，有些属于株连而来的对象或随家长而来的儿孙一辈往往有一点儿自由，有的时间时候、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流放都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使得流放者总的说来还是有不少空余时间的，依靠自个找活干。一般劳动者找活不难，文人则又壹次陷入了深思。

　　俺，总要作一点他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总要有少些高于拣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炭的行为吧？尤其每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俺”的自问变成了“咱们”的集体思索。“咱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哪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的安定。这是一种回归，大多数流放者没有吴兆骞、李兼汝哪样的福气而回归南方，他她们只能依靠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而其实上这样的回归更其要紧。吴兆骞南归后三年即贫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东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东北的流放者们却从文化的道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长寿。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必须就利用所有机会机遇传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每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随身带的物品与每当地土着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臆想到，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个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最终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所有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宝爱。例如方拱乾所着《宁古塔志》、吴振臣所着《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着《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着《柳边纪略》、英和所着《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着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

　　咱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咱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臆想到。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他她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她们哪么多无告的陌生，哪么多绝望的酸辛，可是他她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给东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即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着矣。”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每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也许有所误，评价也许略嫌高，可是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壹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可是他她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她们是流放者，可是他她们其实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着”，他她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俺提这疑问，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所以在文化意义上，他她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每当今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她流放者，记住是他她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她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哪些边界战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哪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哪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五

　　俺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不管怎样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哪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咱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哪几位，也无法成为俺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能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可是宁古塔哪样的流放方式却永久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也许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咱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咱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她们内心的高贵。他她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能一变再变，可是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消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怎样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致。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www,ajml,cn)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能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能用自个的一点温暖去化开他人心头的冰雪，继而，能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她们为了文化和文明，能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哪些卑贱者。可是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能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俺又臆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到壹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哪份高贵。

　　俺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俺向少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它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哪些俺很熟悉的地方，更为它们在苦难中的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