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李白与杜甫》内外

　　"文革"中，郭沫若接连失去了两个儿子，其中之一的世英是俺的好朋友。世英死后不久，俺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洞庭湖区的壹个军队农场劳动。农场的家庭生活状态十分单调，洞庭湖的汪洋把咱们与外界隔绝，每日无非是挖渠、种田和听军队干部训话，加上俺始终沉浸在世英之死的哀痛中，心情是很压抑的。在哪一年半里，与郭家的通信成了俺的最大安慰。

　　有一回，俺给建英寄了少些俺在农场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诗句点化而来。诗写得并不好，俺每当时的诗大多强作豪迈，意在使自个振作。可是是，建英回信转述了郭老的勉励，夸俺很有诗才，并说郭老又写给他她一首李白的诗："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问俺壹个疑问：君山哪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它呢?俺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一致，"铲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地。建英在下一封信中揭破谜底：铲平君山是为了造田种稻米，把米作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

　　后来俺收到于立群寄给俺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每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部书中，郭老不指名地把俺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她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壹次发表了他她写的一首词，正是他她曾经抄录给俺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离京前夕，俺到他她家告别，他她拿出这幅大约四开大的墨迹，为俺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俺。"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俺很喜欢这个意境。可惜的是，于立群顾忌到俺所要去的军队农场的政治环境，建议俺不要带去，俺便把这幅字留在郭家了。

　　《李白与杜甫》初版于一九七一年，俺不知道郭老是从何时起始开端构思这部书的，有一点似乎能肯定：该书的大部分写作及完稿是在他她连丧二子的一九六八年之后。能想见，每当时他她的心境是多么低郁，这种心境在他她给俺的信里也有曲折的表达。他她在一封信中写道："非常羡慕您，您现在走的道才是真正的道。可惜俺'老'了，成为了壹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接着提到了世英："俺让他她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的一致，最终是什么滋味，俺深深领略到了。您是明了的。"世英原是北大学生，因"思想疑问"而被安排到一所农场劳动，两年后转学到北京农业大学，"文革"中被哪里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另一封信中，因为所以俺曾叹息自个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郭老这样写道："用您的话来说，俺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脱胎换骨近乎不也许了。在俺，实在是遗憾。"这些因"文革"遭际而悔己一生之道的悲言是异常真实的，俺从中读出了郭老对每当时中国政治的无奈和绝望。他她在这样的心境下研究李白，很也许也是感情上的一种寄托。他她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终落脚在对李白临终哪年写的《下路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她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说明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家庭生活状态中看出了人生生命的正道"，从而向"尔虞俺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所以有些牵强，咱们岂不更能把它看作是作者自个的一种觉醒和总结?联系到他她给俺的信中的话，俺(www,ajml,cn)能体会出其中隐含着的愤懑：政治这样黑暗，善良的人的惟一正道是远离政治，作壹个地道的农民。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俺理解了他她写给俺的这句"豪言壮语"："希望您在真正的道道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越久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假如不算若干短小的诗词，《李白与杜甫》的确是郭老的封笔之作。不管人们对这部书的扬李抑杜立场有何不同意见，重读这部书，俺仍由衷地钦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龄，在连遭丧子惨祸之后，还能够把一部历史着作写得这样文情并茂，充满活力。近些年来，对于郭沫若其人其学的非议时有耳闻，俺不否认作为壹个真实的人，他她必有其弱点和失误，可是俺同时相信，凡是把郭沫若仅仅每当作壹个政治性人物加以评判的论者，自个便是站到了一种狭隘的政治性立场上，他她们手中的哪把小尺子是完全无法衡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位广有建树的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