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笔墨祭

　　中国传统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这个疑问，现在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悉心研究。这种研究的要紧性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也时时遇到麻烦。年代哪么长，文人哪么多，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谓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险了。假如能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必须不错，可是这样一来，一篇文章就成了自个出难题又自个补漏洞的尴尬格局。补来补去，痛快淋漓的主题都被消磨掉了，好不为难煞人。

　　俺思忖日久，头脑渐渐由精细归于朴拙，觉得中国传统文人有壹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她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地球上很独特的毛笔字。不管他她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

　　笔是竹竿毛笔，墨由烟胶炼成。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既然这样，咱们何不干脆偷偷懒，先把玩一下这管笔、这锭墨再说呢？

　　所有精神文化应该是依靠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个也使用毛笔，可是他她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能称之为文化，是因为所以它们各自都牵连着壹个完整的地球。

　　作为壹个完整的地球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诚然，俺并不否定每当代书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对俺说，每当代书法家没有壹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俺不同意这种看法。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俺见闻所及，每当代少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高低。可是是，壹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每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可是不管怎样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也许复现。诗人自个能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他她们），可是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哪么热情和从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他她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疑问。

　　俺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家庭生活状态便条。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恳挂。每当今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她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家庭生活状态化和家庭生活状态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家庭生活状态的美的精灵。俺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可是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壹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能引出阵阵惊叹，可是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可是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她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

　　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欢喝酒，却又经常常常窘于酒资，他她的方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您看，他她轻轻发出了壹个生命的信号，就立即有哪么多的感应者。这与每当今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哪样敏锐和热烈，对善书者又是这样尊敬和崇尚。这使俺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哪个角落突然响起了吉他她，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领受哪旋律的力量。

　　书法在古代的影响妨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师宜官在酒店墙上写字，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把墙壁弄得伤痕斑斑，可是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她们也知书法，他她们也在惊叹。师直官的学生梁鸽在书法上超越了教师，最终成了每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人物。他她曾投于刘表门下，曹操破荆州后还特意寻访他她，既为他她的字，也为他她的人。在每当时，字和人的关系难分难舍。曹操把他她的字悬挂在营帐中，运筹帷幄之余悉心观赏。在这里，甚至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书法艺术相依相傍。

　　咱们每当今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俺听过每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她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可是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她们的尊敬。假如他她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每当代许多着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俺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可是不会所以而受到人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所以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

　　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个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

　　由此，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传说有人磨墨写字，日复一日，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水都磨干了；有人写毕洗砚，把壹个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边走道边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划破了……最令人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的笔头竟积了满满五大麓子，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笔头很轻，可是五簏子加在一起，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了一座小丘，他她索性挖了壹个坑来掩埋，起名曰“笔冢”。没有哪么多的纸供他她写字，他她就摘芭蕉叶代纸，据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她摘得光秃秃的。这种记载，即便打下几成折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假如仅仅为了练字谋生，完全犯不着这样。

　　“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喜悦。“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啊，磨来磨去，磨出了壹个个很道地的中国传统文人。

　　在这么一种整体气氛下，人们也就习惯于从书法来透视各种文化人格。颜真卿书法的厚重庄严，历来让人联臆想到他她在人生生命道道上的同样品格。李后主理所必须地不喜欢颜字，说“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有指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初次读到这位风流皇帝对颜真卿的这一评价时俺忍不住笑出了声，从他她的视角看去，说颜字像“叉手并脚田舍汉”是非常贴切的。这是壹个人格化的比喻，比喻两端连着两种对峙的人格系统，往返观看煞是有趣。

　　苏东坡和董其昌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在董其昌看来，浓冽、放达、执着的苏东坡连用墨都太浓丽了，竟讥之为“墨猪”。他她自个则喜欢找少些难贮墨色的纸张，滑笔写去，淡远而又浮飘。

　　赵孟頫的字总算是漂亮的了，可是是耿直侠义的傅青主却由衷地鄙薄。他她实在看不惯赵孟頫以赵宋王朝亲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为，最终从书法中也找出了奴颜媚骨。他她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逸恶其书。”他她并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书法，依靠看他她自个的书法，就会知道他她厌恶赵书是十分真诚的。他她的字，通体古拙，外逸内刚。

　　有些书法家的人格更趋近自然，所以他她们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宋代书法家政黄牛喜欢揣摩儿童写的字，他她曾对秦观说：“书，心画也，作意则不妙耳。故喜求儿童字，观其纯气。”汉代书法家蔡邕则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纳入笔端，他她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这些书法家在讲写字，更在吐露自个的人生生命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假如仅仅就书法技巧论，揣摩儿童笔画，描画自然物象，不是太离谱了么？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

　　在俺看来，书法与主客观生命状态的关系，要算韩愈说得最生动。他她在《送高闭上人序》中说及张旭书法时谓：“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她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吹雨打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记得宗白华先生就曾借用这段话来论述过中国书法美学中的生命臆想到。

　　宗白华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学，而远在唐朝的韩愈却在写着一篇广传远播的时文。韩愈的说法每当今听来颇为警策，而在古代，却是万千文人的一种共识。相比之下，咱们每当今对笔墨地球里的天然律令，确已渐渐生疏。

　　文章写到这里，很容易给人造成壹个误会，以为古代书法能与各个文人的精神品格直接对应起来。“文如其人”、“书如其人”，这些简陋的观点确也时常见之于许多文章。

　　“文如其人”有大量的例外，这一点已有钱钟书先生作过列述。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是一种形式美，它与人品的关系自然更加曲折错综。要说对应也只是一种“泛化对应”，在泛化过程中交糅进了种种其他她因素。

　　不难举出，许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却有一副奇崛的笔墨，而沙场猛将留下的字迹倒未必有杀伐之气。有时，人品低下、节操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例如就俺亲眼所见，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

　　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行迹万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壹个浑沌的秘仪，不可轻易窥探。即如秦桧、蔡京者流，他她们的文化人格远比他她们的政治人格暧昧，而每当文化人格折射为书法形式时，又会增加几层别样的云霭。

　　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赵孟頫，他她的书法确有甜媚之弊，可是甜媚之中却又嶙嶙峋峋地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沉淀。因写《艺舟双揖》而出名的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说，见到一幅赵孟頫的墨迹，乍看全是赵孟頫，可是仔细一看，这个过于纯净的赵孟頫就不也许是赵孟頫。赵孟頫学过二王，学过李北海，学过诸河南，没有这些先师们的痕迹，赵盂頫只剩了一种字形，显然是赝品。

　　这个论断着实高妙。像赵孟頫这么复杂的文人，只能是多重人格结构汇聚和溶化的最终；已经汇聚、溶化成了壹个卓然独立的朋友们，竟还能一一寻其脉络，并在墨迹指认出来。这种现象，与人们平时谈艺时津津乐道的“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正好相悻。这里，展露了中国文化的一种要紧特征。

　　“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的情况也是有的，主要出现在早期创业者群体中。如王羲之，曾悉心学习过卫夫人的书法，后来又追慕钟繇和张芝，还揣摩过其他她许多秦汉以来的碑迹。他她自称隶胜钟而草逊张，终于融会贯通而攀上万世瞩目的地书学峰巅。要在王羲之行书中一一辨认出他她所师法过的前代书家痕迹，不太容易。可是是，每当高峰树起之后，它也就成了后世书家不能不继承的遗产。继承者又成了高峰，遗产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叠的迷宫，使代代子孙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创新也摆脱不了遗传的干系。苏东坡算得敢于独立创新的了，可是清代翁方纲却一眼看破，说苏字中最好的仍然是带有晋贤风味的哪一种。二王余绪的远代流注，连苏东坡也逃不过。

　　胆子更大一点的书法革新家，虽然高举着叛逆的旗幡，却也要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种种承袭的游丝，其中有人还专门着文来说明自身隐潜的连脉。米芾承颜而恣野，郑板桥学黄山谷而后以隶为楷，怪怪的金农自称得意于“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赵之谦奇峰兀立而其实“颜底魏面”……

　　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中国文化。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可是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情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请看，仅仅是一支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

　　比较彻底的文化革新很难从这么漫长的岁月中站起身来。别的且不说，看尛尛百代，偌大的中国会有哪个人，敢用别的书写工具来写信记帐？

　　也许，应该静静地等待时间的自然流变。

　　可是是，既然整个传统文化早已构成互渗性的一统，时间并不能把中国文化推上逐级进化的台阶。

　　记得郭沫若曾经为书法提供过一则时间性变迁的范例，断定王羲之的字迹应不脱魏晋隶书笔意，传世《兰亭序》所以是伪作。《兰亭序》的真伪且不去说它，就基本思道论，俺觉得郭沫若忽视了中国文化前后左右的互渗关系，忽视了中国文人复杂的艺术也许性，忽视了在前面这两个前提下魏晋时代书法艺术面对不同的其实依靠（如刻碑、修帖、写便条）所必然产生的多元性。

　　从魏晋起始开端的壹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书法领域内部，几乎所有应该是也许的。因为所以这是壹个浑然一统的地球。颠倒、错位、裹卷、涡旋、复旧、超前，什么也不用奇怪。大体的阶段和脉络有一点，时肥时瘦，时浓时枯，可是一旦要作过于科学的裁割，立即会顾此失彼，手忙脚乱。

　　事情必须要等到壹个整体性变革的来临，才能出现根本性的阻断。

　　终于，有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终于，有了胡适之和白话文。

　　终于，有了留学生和“烟土披里纯”。①

　　终于，有了化学分子式和数学定理。

　　①英文“灵感”一词的音译，五四前后常见诸报刊，有人还把这五个字写入白话诗中。

　　毛笔文化的一统地球起始开端动摇了。起初，谁也没有臆想到新的时代会对遍洒中国的无数枝毛笔过不去。朋友们先从文化的内容着眼，因内容而臆想到载体，于是提倡白话文。毛笔只是一种手段性的工具，对它的去留人们不大在意。

　　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作品，用的必须是毛笔。懂外文的助手们捧着原着把文意口述给他她听，他她的毛笔在纸页上飞快地舞动着，一页又一页，一叠又一叠，一本又一本，涌向书肆，散落到无数青年手上。这或许是中国毛笔文化极达成成功的壹次后期呈现，您看，就凭着毛笔和文言文，不是把城外的新文艺生动地介绍了么？它不是已经适应了新的时代和地球潮流了么？谁说旧瓶不能装新酒呢？

　　可是是，喝了新酒的人渐渐上了瘾，他她们起始开端用疑惑的眼光来打量这家专作二道生意的林氏酒坊。他她们发现了原装酒，一喝，劲儿大多了，他她们不再满足林琴南手上哪只古色古香的小酒坛。

　　许多新文化的迷醉者因林译小说的启蒙而学了外文，因学外文而丢弃了毛笔。毛笔之外的天地是哪么广阔，他她们变得义无返顾。

　　林琴南握着毛笔的手终于颤抖了。他她停止了翻译，用毛笔写下了声讨白话文兼及整个新文化的愤怒檄文。他她的文章，是对毛笔文化的壹次系统维护。人们对这位老人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他她是窗户的开启者，又是大门的把守者。他她能用毛笔指点少些什么，却绝不允许让毛笔文化的整体构架涣散。

　　相比之下，每当时新文化的斗士们却从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给林琴南写了一封回信，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她开了个玩笑，没有再与这位老人多作争辩。他她们洞悉地球大潮和时代走向，信心十足，忙着干许多更要紧的事。他她们没有更多的精力与一种顽固的逻辑怪圈纠缠日久，对于他她们自个也在用的毛笔，更不作任何攻难。

　　新文化队伍中的人士，写毛笔字在总体上不如前代。他她们有旧学根基，都能写；可是每当主要精力已投注到新的文化方式之后，笔墨的优劣已不是他她们的价值系统中的敏感部位。陈独秀和胡适的毛笔字都写得一般，鲁迅、郭沫若、茅盾写得较好，鲁、郭两位或许还能跻身书法家的行列。对他她们来说，毛笔字主要已成为一种并不强悍的工具形态。“文房四宝”，已完全维系不住他她们的人格构架。

　　然而，事情又壹次地出现了负面。

　　毛笔文化既然作为壹个完整的地球存在过数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锻铸得极其灿烂。依靠认识中国字，会写中国字，即便是现代人，也会被其中温煦的风景所吸引。吸引得深了，还会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员。

　　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性的牵连，每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间时候，他她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像壹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壹个宁静的港湾，像壹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所有都显得哪么自然。中国文化的帆船，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所以，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道线。

　　咱们很难疾言厉色，说这种回归是叛变。文化人格学的阐释，要比社会进化论达观得多。中国的事情总是难办，要紧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幅幅文化人格图谱不易索解。

　　陈独秀够激进的了，可是他她在杭州遇到沈尹默时，却首先批评了这位青年书法家的字：“昨天看见您写的一首诗，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对这句话，沈尹默刻骨铭心。沈尹默后来也写写白话诗，可是主要精力却投注在书法上，终身不懈。成了中国现代毛笔文化的壹个要紧孑遗。

　　周作人不失为五四前期头脑特别清醒的斗士之一，他她竟能在本世纪初年就一把抓住人的主题，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在人文理性品格上明显地高人一筹。可是他她后来却深深地埋向毛笔文化而不可自拔，即便每日用毛笔抄少些古书古文也怡然自得。他她抄书为文必须也有一系列并不落后的文化哲学观念在左右，可是留给社会的整体形象，已成为壹个毛笔地球里不倦的爬剔者。他她写于一九三六年二月的一篇散文《买墨小记》，道尽了他她所沉溺的哪个天地，也展露了哪个天地中的他她。文章写得很有韵味，不妨抄下一段：

　　俺写字多用毛笔，这也是俺落伍之一，可是是习惯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笔非墨不可，又只得买墨。本来墨汁是最便也最经济的，可是胶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烟，难保没有“化学”的东西，写在纸上常要发青，写稿不打紧，想要稍保存就很不合适了。……

　　买墨为的是用，哪么一年买一两半两就够了。这话原是不错的，其实事实上却不容易照办，因为所以多买一两块留着玩玩也是人之常情。

　　墨到可玩的地步必须是要有年代的，周作人买来磨的是光绪至道光年间的墨。据说严格一点应该用光绪五年以前的墨，再后面，墨法已遭浩劫。周作人还搜集到了俞樾、赵之谦、范寅等人的着书之墨，“舍不得磨，只是放着看看而已。”周作人不是收藏家，他她的玩墨，反映了一种人格情趣。而这种人格情趣又偏偏出现在一位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真是既奇异又必然。

　　很巧，就在周作人写《买墨小记》的半年前，他她的大哥鲁迅也写了一篇有关笔墨的文章，题曰《论毛笔之类》。尽管不是故意的，兄弟俩围绕着同壹个疑问发表的意见大相径庭，真可称作是一场“笔墨官司”了。鲁迅说：

　　俺自个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校园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咱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哪么，羊毫和松烟必须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作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达成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校园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可是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等胶住，写不开了，您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所以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不管怎样，总是墨水和钢笔便每当了。

　　两位成熟的大学者忽然都在乍看起来十分琐碎的用笔用墨疑问上大作文章，似乎令人奇怪，可是细细品味他她们的文句即可看透，这里潜伏着一种根本性的人格对峙。鲁迅洒笔开去，从用笔说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壹个大课题：“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您倒去劝哪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鲁迅说，改造传统很艰难，而禁止青年人却很容易。在中国，每当“改造传统”和“禁止青年”各不相让的时间时候，经常常常是后者占上风。可是禁止的最终只能是“使一部分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鲁迅究竟是鲁迅，他她从笔说到了人。“笔墨官司”所打的，原来是青年一代中国文人的人格选择。

　　这种人格选择的其实范畴必须比用笔用墨大得多。就在周氏兄弟写文章的前两年，每当年讽刺过林琴南的五四文化新人刘半农作为教授参加北京大学招生阅卷，见到一位考生把“昌明文化”误写成了“倡明文化”，他她竟为此发表了诗作并加注，考证“倡”即“娼”，嘲笑学生是不是指“文化由娼妓而明”。刘半农的这种讽刺显然是极不厚道的，可是更要紧的是，他她如今心目中青年学生应有的形象已经纳入一条乾嘉式的道道。为此，其他她新文化人士十分不满，记得曹聚仁还借此发表了壹个着名的观点：咱们以为青年人错了的地方，很也许恰恰是对的，咱们每当今以为正字的，很也许是真正的别字；中国文字构架这样宏大繁复，青年人难免会经常写别字、读别字，这是青年人应享的权利。

　　曹聚仁也够水准，他她(www,ajml,cn)同样从别字说到了人，与鲁迅相呼应。他她国学根底深厚，却不主张让青年人重返港湾和庭院，反对他她们在毛笔文化中把聪明才智耗尽。宁肯鲁莽粗糙一点，也不要成为古风翩然、国学负担沉重的旧式斯文人。

　　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

　　这并不妨碍书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光耀百世。喧闹迅捷的现代社会时时依靠获得审美慰抚，书法艺术对此功效独具。俺自个每每在头昏脑胀之际，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哪些碑帖。依靠轻轻翻开，洒脱委和的气韵立即扑面而来。

　　俺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擅长此道，可是良知告诉俺，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依靠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健全的人生生命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咱们还不得不告别少些美，张罗壹个个酸楚的祭奠。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

　　只好请每当代书法家们好生争取了，使咱们在祭奠之后还能留下较多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