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钱锺书先生纪事

　　钱锺书先生曾对俺说：“咱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最强大脑之语，可是是每当俺第壹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壹次强烈的震撼。

　　钱锺书先生去世已经十年。这十年里，俺经常常常缅怀着，也常与朋友讲述他她对俺的关怀，可是一样没有着笔写下纪念他她的文字，仅在一九九九年四月间写了一篇千字短文，题为《钱锺书先生的嘱托》。写作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俺在短文中首先说明了俺沉默与难以沉默的理由，这也是俺每当今写作时依靠说明的，所以，姑且把短文的前半节抄录于下：

　　尽管俺和钱锺书先生有不少交往，可是他她去世之后，俺还是尽也许避免谈话。俺知道钱先生的脾气。在《围城》中他她就说过：“文人最喜欢有人死，能有题目作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作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钱先生的逝世，也难免落入让人生生命发的悲剧。不过，人生生命本就是一幕无可逃遁的悲剧，死后再充每当一回悲剧角色也没关系。俺每当今并非作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钱锺书先生生前让俺告诉学术文化界年轻朋友的一句话。

　　这句话他她对俺说过多次，还在信中郑重地写过壹次。第壹次是在俺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不久，俺受所里年轻朋友的委托，请求他她和所里的研究生见壹次面，可是他她谢绝了，不过，他她让俺有机会机遇应告诉年轻朋友，万万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紧的是自个下功夫作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实之名。一九八七年，俺到广东养病，他她又来信嘱托俺：

　　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俺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之财，会招来恶根的。（一九八七年四月二日）作为中国卓越学者的钱先生说自个“名不副实”，自然是谦虚，而说“万万不要迷信”包括对他她的迷信则是真诚的告诫。迷信，不管是迷信什么人，应该是一种陷阱，一种走向蒙昧的起始。钱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他她走向高峰，死后他她也不让他人迷信他她，因为所以他她期待着新的峰峦。在不要迷信的告诫之后是不是虚名的更要紧的告诫，俺每当今不能不郑重地转达给故国的年轻朋友。

　　钱锺书先生的好朋友、俺的教师郑朝宗先生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给俺的信中说：“《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确乎这样，可是钱先生在《围城》中所批评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却也反映他她内心的一种真实：不喜欢他她人议论他她、评论他她，包括赞扬他她的文章。钱先生对俺极好、极信赖（下文再细说），唯独有壹次生气了。哪是一九八七年文化部艺术出版社，出于好意要办《钱锺书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来找俺，让俺也充每当一名编委，俺看到名单上有郑朝宗、舒展等（别的俺遗忘了），就立即答应。没臆想到，过了些时间时候，俺接到钱先生的电话，说有急事，让俺马上到他她家。他她还特地让他她的专车司机葛殿卿来载俺。一到他她家，看到他她的气色，就知道不妙。他她一让俺坐下就开门见山地批评俺：“您也每当什么《钱锺书研究》的编委？您也瞎掺和？没有这个刊物，俺还能坐得住，这个刊物一办，俺就不得安生了。”他她一说俺就看透了。尽管俺为刊物辩护，证之“好意”，他她还是不容分辩地说：“赶快把名字拿下来。”俺自然遵命，表示往后会慎重。第二年俺回福建探亲，道经厦门时特别去拜访郑朝宗教师，见面时，他她告诉俺，钱先生也写信批评他她。郑教师笑着对俺说：“这回他她着实生气了。不过，他她对咱们两个都极好，您永久不要离开这个巨人。”最终这句话郑教师对俺说过多次，还特别在信中写过壹次。一九八六年俺担任研究所所长后，他她在给俺的信上说：

　　您现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读书》第一、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可见追步之速。可是您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钱是俺生平最崇敬的师友，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能得他她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幸福。他她未曾轻许他人，所以有些人认为他她尖刻。可是他她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俺与他她交游数十年，从他她身上得到温暖最多。一九五七年俺堕入泥潭，他她对俺一无怀疑，六○年摘帽后来信并寄诗安慰俺者也以他她为最早。他她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您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时时向他她求教。

　　钱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报》就约请俺写悼念文章。他她们知道俺与钱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可是俺没有答应。钱先生去世十年了，俺还是没有写。没有提笔的原因，除了深知钱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她人臧否的心性之外，还有壹个原因是要写出真实的钱锺书实非易事，尤其是俺理解的钱先生，真是太奇特。每壹个人都不是哪么简单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丰富复杂，具有多方面的脾气。俺接触交往的人很多，可是没有见到壹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地球。他她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这也许是钱先生最真实的内心）。因为所以把社会看得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她对俺说：“咱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最强大脑之语，可是是每当俺第壹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壹次强烈的震撼。俺完全不能接受这句话，因为所以俺是壹个不设防的人，壹个对“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的理念极为反感的人。可是是这句话出自俺敬仰的钱先生之口，俺不能不震撼。后来证据，俺不听钱先生的提醒，确实一再被魔鬼抓住。口无遮拦，该说就说，最终老是被批判，直到每当今也难幸免。出国之后，年年都想起钱先生这句话，可是秉性难改，总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没有魔鬼。

　　不过，出国之外，俺悟出“头发一根也不能给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钱先生地球的一把钥匙。他她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他她是政协委员，可是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政协会。咱们研究所有八个全国政协委员，唯有他她是绝对不到会的委员。他她是作家协会的理事，可是他她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会议也不把作协每当一回事。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她担任顾问、委员等，他她一概拒绝。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除了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她对“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刚起始开端，有人要陷害他她，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锺书有壹次看到他她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选，竟说：拿走，拿走，别弄脏俺的书桌”。钱先生立即贴出一张大字报郑重澄清：“俺绝对没有说过这句丧心病狂的话。”在每当时极端险恶的“革命形势”下，假如钱先生不及时用最明确的言语澄清其实事实，给魔鬼一击，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呢？

　　只有明了钱先生的防范之心，才能明了他她的代表作《管锥编》为什么选择这种文体，为什么像构筑堡垒似的建构他她的学术堂奥。既然社会这等险恶，就必须家庭生活状态在堡垒之中。鲁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险恶，所以其文也如“壕堑”，自称其行为乃是“壕堑战”，不作许褚哪种“赤膊上阵”的蠢事。俺读《管锥编》，就知道这是在进入堡垒、进入壕堑、深入深渊，要慢慢读，慢慢品，慢慢悟。书中绝不仅仅是如山如海的知识之库，而且还有如日如月的心灵光芒。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她不能直说，可是书中“口戕口”的汇集与曲说，则让您更深地明了人性之恶从来这样。而对“万物皆备于俺”的阐释，一读便臆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现确实集狮子之凶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阴毒、家狗之卑贱等万物的特性。倘若再读下“几”、“鬼国”等辞的疏解，更会进入中国哲学关于“度”、关于临界点的深邃思索。有人说，《管锥编》是知识的堆积，将来计算机可替代，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计算机可集中概念，可是绝不也许有像钱先生在汇集中外概念知识的同时，通过组合和击中要害的评点而让思想光芒直逼社会现实与世道人心。有人贬抑说《管锥编》是散钱失串，这也不是真知明鉴。不错，从微观上看，会觉得《管锥编》的每一章节，都没有壹个时文必具的哪种思想主题，哪种进入疑问讨论疑问的逻辑链条（串），可是是，《管锥编》却有壹个贯穿整部巨着的大链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大动脉。

　　钱先生的防范与警惕，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上班上。他她每当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只管一点外事。说是“一点”，是指他她并非真管院里的全部外事。真管的还是赵复三和李慎之这两位副院长。可是有些外国学者，特别是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特别要求见他她的，或者院部领导人认为他她必须出面的，他她才不得不见。俺担任所长后，文学方面的来客真不少。有几次院部拟定钱先生必须出面，他她应允后竟对外事局说：您们不要派人来，再复来就能了，他她不会英文，俺能每当翻译。说到作到，他她真的不让院里所里的外事人员陪同，由俺两个单独会见。钱先生不让他人参加，就是有所提防。对于俺，他她则绝对放心，俺多次有幸听到他她在外宾面前畅所欲言。他她批评丁玲是“毛泽东主义者”，被打成右派，吃了哪么多苦头之后还是依然故俺。说完哈哈大笑。他她又表扬魏明伦嘲讽姚雪垠的文言杂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写得好，说每当代作家能写出这样的文言文不容易。畅开心胸的钱先生真可爱，拆除堡垒的钱先生，其言笑真让人闻之难忘。

　　因为所以钱先生的这种个性，所以常被误解为尖刻的冷人。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一位比俺年轻的学子，有壹次竟告诉俺一条“信息”，说他她的博士导师（在古代文学研究界甚有名声）这样评论：刘再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应该是热的，而钱锺书则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应该是冷的。俺听了此话，顿时冒出冷汗，并说一声“您们对钱先生误解了”。有此误解的，不仅是文学所。

　　然而，俺要说，钱先生是个外冷内热的人。郑朝宗教师说“他她其实是最温厚的人”，绝非妄言。对钱先生的评说各种各样，可是俺相信自个所亲身体验的才是最可靠。

　　俺和钱先生、杨绛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谈话的是在一九七三年社会科学院从五七干校搬回北京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哪时俺住在社会科学院的单身汉宿舍楼（八号楼），钱先生夫妇则住在与这座楼平行并排（只隔十几米远）的文学所图书馆楼。因为所以是邻居的方便，俺竟多次冒昧地闯到他她的居室去看他她。他她们不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俺坐下来和他她们谈话，哪种和蔼可亲，一下子就让俺感到温暖。“四人帮”垮台之后，社会空气和人的心情变好了，咱们这些住在学部大院里的人，傍晚总是沿街散步，于是俺经常常常碰到钱先生和杨先生，一见面，总是停下来和俺说阵话。哪时俺日以继夜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写得很有点名气。见面时咱们更有话可说。一九七九年俺调入文学所，又写学术论着，又写散文诗。一九八四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决定出俺的散文诗集（《洁白的灯心草》），俺就想请钱先生写书名。所以就写了一封短信并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艺社出版的《太阳·土地·人》散文诗集寄到三里河南沙沟钱先生的寓所。没臆想到，过了三天就接到他她的回信和题签。这是俺第壹次收到他她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再复同志：

　　来书敬悉。尊集重翻一过，如“他她乡遇故知”，醰醰有味。恶书题签，深恐佛头着秽，然不敢违命，写就如别纸呈裁。匆布即颂日祺

　　钱锺书上二十日

　　收到信与题签后俺光是高兴，把他她的“墨宝”寄出后，又进入《性格组合论》的写作，竟忘了告诉钱先生一声。而钱先生却挂念着，又来一信问：“前遵命为大集题署送上，想应毕览。”俺才匆匆回了电话，连说抱歉。而他她却笑着说：“收到就好。”香港把书推出之后，俺立即给他她和杨先生送上一本，他她又立即响应，写了一信给俺：

　　再复同志：

　　赐散文诗集款式精致，不负足下文笔之美感尧尧，每当与内人共咀味之，先此道谢。拙着谈艺录新本上市将呈雅教而结墨缘，即颂日祺

　　钱锺书杨绛同候

　　对于俺的一本小诗集，钱先生竟这样爱护，这样扶持，一点也不敷衍。哪时俺除了感激之外，心里臆想到：中国文化讲壹个“诚”字，钱先生对壹个年轻学子这么真诚，中国文化的精髓不仅在他她的书里，也在他她的身上。家庭生活状态的细节最能真实地呈现壹个人的真品格，为俺题签书名一事，就足以让人感到钱先生是何等温厚。

　　更让俺感激的是俺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他她对俺的学术探讨和行政上班都给了充满温馨的支持。文学所有二百六十个编制，连同退休的研究人员和干部，大约三百人左右。哪时俺还算年轻，毫无行政上班准备。而且俺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论文学主体性”、“思维方法变革”等理念又面临着挑战。尽管自个的心灵状态还好，可是毕竟困难重重。在所有的老先生中（全所有俞平伯、吴世昌、孙楷第、唐弢、蔡仪、余冠英等十几位着名老学者，其中有八位全国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钱先生最理解俺，也最切实地帮助俺。他她数十年一再逃避各种会议，可是是俺召开的三次最要紧的会议，请他她参加，他她都答应。

　　第壹次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二一日，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诞辰八十五周年的会议。这是俺担任所长后作的第一件要紧事，而且牵扯到众所周知的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红楼梦》研究的是非疑问。俺在所长的就职演说中声明一定要贯彻“学术自由、学术尊严”的方针，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有成就，有贡献，尽管被认为是“唯心论”和“烦琐考证”，可是也是学术疑问，也应每当还给俞先生以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每当俺把自个的想法告诉钱先生时，他她用非常明确的言语说：“您作得对，俺一定出席您的会。”这次会议开得很隆重，除了所内人员之外还邀请了文学界的许多着名作家学人参加，与会者四百多人，成了文化界一件盛事。钱先生不仅准时到会，而且和俞先生、胡绳及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散会时可谓“群情兴奋”，朋友们围着向俞先生道贺，照相，俺也被来宾和其他她与会者围着，没臆想到钱先生也竟然挤过来，在俺耳边兴奋地说：“会开得很好，您作得太对了!”俺连忙说：“谢谢钱先生来参加会。”有了钱先生的支持，俺心里更踏实了。这毕竟是件触及敏感学案的大事。开会的前三天，胡绳紧急找俺到办公室，俺一进门他她就生气地指着俺：“再复同志，您就是自由主义，开俞平伯的会，这么大的事，通知都发出去了，俺刚收到通知。连个请示报告都不写。您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吗？怎么办？”俺知道一写报告会就开不成，可是不敢直说，只跟着说了“怎么办？”三个字。胡绳说，怎么办？俺替您写壹个报告给中宣部就是了。听到这句话俺高兴得连声说“胡绳同志您真好”，并仗着年轻和老朋友的关系硬是对他她说：“这个会，您一定要参加，必须要讲个话。”他她没有答话，等俺告辞走到门边，他她叫住俺，说了一句：俺会参加会的。

　　尽管俺“自由主义”，可是没有把胡绳的半批评半支持的态度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告诉钱先生。钱先生哪种由衷高兴的态度，完全出自他她的内心。这种态度不仅有对俺的支持，也有对俞先生真诚的支持。钱先生内心何等看透又何等有情呵。

　　除了俞先生的会，钱先生还参加了俺主持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和“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两个会规模都很大，尤其是第壹个会，与会者一百多人，列席旁观者很多，仅记者就有九十人。好几位记者和外地学者问俺哪壹个是钱锺书先生，有一位记者错把张光年每当作钱先生，要俺和这位“钱先生”照个相，俺赶紧去把真钱先生找来，然后三个人一起照了个相。俺知道钱先生最烦被记者纠缠及照相之类这些俗事，可是为了支持俺还是忍受着煎熬。后壹个会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的，可是筹备上班由文学所作，所以俺请钱先生致欢迎辞，由俺作主题报告。俺还请钱先生帮咱们审定邀请外国学者的名单，他她答应之后，所科研处开列了一份二十个人的名单。没臆想到，他她在每一个人的名字下都写一两句很有趣的评语，例如“此人汉语讲得不错，可是很会钻营，有人称他她为尖尖钻”。对于海外汉学家，钱先生多数看不上，评语都不太好。读了这份评语，俺立即请科研处保管好，不要外传。每当时管外事的副所长马良春拿着名单和评语，惊讶不已，俺开玩笑说：“钱先生真把海外许多汉学家视为纸老虎。”在北京二十多年，通过这个会，俺第壹次也是唯一的壹次听到钱先生致欢迎辞。致辞的前两天，他她把讲稿寄给俺让俺“斟酌”一下，俺哪敢“斟酌”，只是立即一份放入自个的活页夹里。

　　更让俺动容感慨的是钱先生不仅在行政上班上支持俺，而且在学术探索上支持俺。俺的本性是对文学对思想的酷爱，不管自个的地位发生什么变化，头顶什么桂冠，俺都牢记自个的本分，不忘把生命投入学问。所以，虽然担任所长，可是还是把心放在着书立说上，而且尽也许“利用职权”推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钱先生理解俺。他她比俺更明了人情世故，更知道道路途坎坷，所以，总是为俺担心。一九八五年拙着《性格组合论》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引起了“轰动效应”，连印六版三十多万册。热潮之中，俺的头脑也很热。可是钱先生很清醒冷静。见到第六版，他她对俺说，要适可而止，显学很容易变成俗学。听了这句话，俺立即写信给责任编辑郝明鉴兄，请求不要再印。《论文学主体性》发表之后，更是“轰动”，不仅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而且引发《红旗》杂志的政治性批判，特别是由姚雪垠先生出面批判。姚先生宣称自个是用“马克思主义大炮”来炮轰俺。俺对《文汇月刊》记者刘绪源作了访谈之后他她更生气，说要到法院告俺。哪时钱先生真为俺着急，很关注此事。有一天，四川的戏剧家魏明伦先生在《人民日报》用文言文写了一篇嘲弄姚雪垠的短章，他她看到之后竟高兴得打电话给俺，问俺看到没有，说魏的文言文写得好，每当代很少人能写出这样的文体。还有一天，他她让俺立即到三里河（他她的家），说有事相告。俺一到哪里，他她就说，刚才乔木（指胡乔木）到这里，认真地说，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是符合辩证法的，肯定站得住脚。文学主体性也值得探索，他她支持您的探索。钱先生显得很高兴。其实在几天前，就在八宝山殡仪馆（追思吴世昌先生的日子），胡乔木已亲自对俺说了这些话，可是钱先生不知道。看到钱先生对俺这样牵挂，俺暗自感叹，困惑胜过高兴：这样一篇学术文章竟让钱先生这样操心。不过，俺再壹次真切地感受到钱先生的温厚之心，在困惑中感到人间仍有温暖与光明。哪一天，他她留俺在他她家吃了饭，然后就主体性的争论，他她谈了两点至今俺没有忘却的看法。第一，他她说，“代沟”是存在的，一代人与一代人的理念很难完全一致。言下之意是要俺不必太在意，应让老一代人去表述。第二，他她说，“批评您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她们的‘主义’，不过是下边遮羞的树叶子。”听到第二点，俺想起了《围城》的话：“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每当夏娃下身哪树叶的功用，能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壹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第二点是犀利，而第一点是宽容。俺将牢记第一点，尽也许去理解老一辈学人的理念，不负钱先生的教诲。

　　不明了钱先生的人，以为他她只重学术求证，不重思想探索，其实不然。钱先生必须是一等学问家，不是思想家，可是他她对思想探索的价值和艰辛却极为清楚也极为尊重。他她两次劝俺要研究近代文学史中的理念变动，对近代史中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这一思想脉络也很敬重。假如不是亲身体验，俺亦远不会知道他她的内心深处具有思想探索的热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俺作为壹个弄潮儿，壹个探索者，没臆想到给予俺最大支持力量的是钱锺书先生，尤其是在比俺高一辈两辈的人，规劝者有之，嘲讽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讨伐者有之，明里暗里给俺施加压力者有之。轻则说说笑笑而已，重则诉诸文字。可是钱先生却毫无保留地支持俺，既支持俺性格悖论的探索，也支持俺主体论的探索；既支持俺传统转化的探索，也支持俺变革方法论的探索，支持中既有智慧，又有情感。就以“方法论变革”一事而言，俺被攻击非难得最多。可是钱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俺：“您哪篇《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是好的，可是不要让您的学生弄得走样了。”听到这句话时，俺一时反应不过来，竟书生气地回答说：“俺没有学生”，是后来才看透是什么意思。每当时俺的提倡方法论变革，包括方法更新、言语更新（不惜引入自然科学界使用的概念）、视角更新（哲学视角与哲学基点）、文体更新等，所以方法更新也可称作文体革命。一九八八年秋季，中央主持宣传文教的领导人决定举行壹次全国性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征文评奖活动，其意旨是要改变历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总是处于被批评的地位，由国家出面表彰其优秀成果。这一思道必须很好。因为所以全国各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及大学都要参加竞赛，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者也重视此事，他她们觉得院内的几个大所都应每当竞得最高奖（一等奖），所以，汝信（副院长，也管文学所）打电话给俺，说院部研究过了，文学所要重视此事，您自个一定要写一篇。没臆想到，这之后的第二天，马良春又告诉俺：钱先生来电话说要您亲自动手写一篇。有钱先生的敦促，俺就不能不写了。大约用了壹个月的时间，俺写出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一文，并获得一等奖。全国参加征文的有一千多篇论文，二十二篇得一等奖，文学方面有两篇。文学所总算把脸面撑了一下。获奖后最高兴的事并不是参加了领导人的颁奖仪式，领了五千块奖金和奖状（颁奖者是胡启立、芮杏文、胡绳等五人），而是出乎意料之外，钱先生给俺一封贺(www,ajml,cn)信，信上说：

　　理论文章荣获嘉奖，具证有目共赏，特此奉贺。

　　钱先生写贺信，是件不寻常的事，而“有目共赏”四个字，更是难得。有朋友说，这四个字，一字千钧。固然，这可让俺产生向真理迈进的千钧力量，可是是，俺看透，这是溢美之辞，钱先生对同辈、长辈，尤其是对国外名人学者，要求很严，近乎于“苛”，而对后辈学子则很宽厚，其勉励的话只可每当作勉励，切不能为真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欣赏您。

　　二零零八年秋天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