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记韦君宜

　　俺不知道为什么，对壹个人深入的回想，非要到他她逝去之后。难道回想是被痛苦带来的吗？

　　一九七七年春天俺认识了韦君宜。俺真幸运，哪时俺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道上。俺对自个毫无把握。俺想，假如俺没有遇到韦君宜，俺往后的文学也许完全是另壹个样子。俺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

　　可是是这以前的十年"文革"把俺和她的历史全然隔开。俺第壹次见到她时，并不清楚她是谁，这便使俺相每当尴尬。

　　每当时，李定兴和俺把咱们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俺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可是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这因为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没过多久，小说北组(每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这一下使俺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哪时的座谈经常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以前，决不是每当下流行的一种炒作或造声势，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壹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她说她是"社领导"。每当李景峰对俺说出她的姓名时，哪神气似乎等待俺的一番惊喜，可是俺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俺每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后来俺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并恨自个的无知。

　　座谈会上俺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所以她是社领导，而是她几乎一言不发。俺不知该怎么跟她谈话。会后，俺请他她们去逮饭——这顿饭的"规格"在每当今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一九七六年的大地震毁掉俺的家，俺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间小屋里避难。在俺的眼里，劝业场后门哪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难争到壹个凳子。俺请韦君宜和李景峰占壹个稍松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张空桌子，然后去买牌，排队，自取饭食。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热烧饼和酱牛肉。待俺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宜大喊大叫。原来韦君宜没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张凳子上。这中年妇女很凶，叫喊时龇着长牙，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韦君宜躲在一边不言不语，可她还是盛怒不息。韦君宜也不解释，睁着圆圆一双小眼睛瞧着她，样子有点窝囊。有个汉子朝这不依不饶的女人说："您的凳子干吗不拿着，放在哪里谁不坐？"这店的规矩是依靠把凳子弄到手，排队取饭时便用手提着凳子或顶在脑袋上。多亏这汉子的几句话，一碗水似的把这女人的火气压住。俺赶紧张罗着换个地方，依然没有凳子坐，站着把东西吃完，他她们就要回北京了。这时韦君宜对俺说了一句话："还叫您花了钱。"这话虽短，甚至有点吞吞吐吐，却含着一种很恳切的谢意。她分明是哪种羞于表达、不善言谈的人吧！这就使俺更加尴尬和不安。多少天里一样埋怨自个，为什么把他她们领到这种拥挤的小店铺吃东西。使俺最不忍的是她远远跑来，站着吃一顿饭，无端端受了哪女人的训斥和恶气，还反过来对俺诚恳地道谢。

　　不久俺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去修改这部书稿。住在北京朝内大街一六六号哪幢灰色而陈旧的办公大楼的顶层。凶厉的"文革"刚刚撤离，文化单位依存着肃寂的气息，揭批查的大字报挂满走廊。人一走过，大字报哗哗作响。哪时伤痕文学尚未出现，作家们仍未解放，只是哪些拿着这枷锁钥匙的家伙们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出版社从全国各地借调来改稿的业余作者，每四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各自拥抱着一张办公桌，抽烟、喝水、写作；并把自个独有的烟味和身体气息浓浓地混在这小小空间里，有时从外边走进来，气味真有点噎人。俺每改过壹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哪里，他她处理过再交到韦君宜处。韦君宜是俺的终审，俺却很少见到她。大应该是经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宜的意见。

　　李景峰是个高个子、朴实的东北人，编辑功力很深，不善于开会发言，可是爱聊天，话说到高兴时喜欢把裤腿往上一捋，手拍着白白的腿，笑嘻嘻地对俺说："老太太(人们对韦君宜背后的称呼)又夸您了，说您有灵气，贼聪明。"李景峰总是死死守护在他她的作者一边，同忧同喜，这样的编辑已经不多见了。俺完全感觉得到，依靠他她在韦君宜哪里听到什么好话，便恨不得马上跑来告诉俺。他她每次说完准又要加上一句："别翘尾巴呀，您这家伙！"俺呢，就这样地接受和感受着这位责编美好又执着的情感。然而，俺每逢见到韦君宜，她却最多朝俺点点头，与俺擦肩而过，好似她并没有瞧过俺的书稿。她走道时总是很快，嘴巴总是自言自语哪样嗫嚅着，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

　　可是壹次，她忽然把俺叫去。她坐在哪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桌前——她天天肯定是从这些书稿中"挖"出一块桌面来上班的。这次她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她与俺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昆的看法，再谈咱们这部小说人物的结局，人物的相互关系，史料的应用与虚构，还有俺的少些语病。她令俺惊讶不已，原来她对咱们这部五十五万字的书稿每个细节都看得入木三分。然后，她从满桌书稿中间的盆地似的空间里仰起脸来对俺说："除去哪些语病必改，其余凡是您认为对的，都能不改。"这时俺第壹次看见了她的笑容，一种温和的、满意的、欣赏的笑容。

　　这是俺永久不会遗忘的壹个笑容。随后，她把书桌上壹个白瓷笔筒底儿朝天地翻过来，笔筒里的东西"哗"地全翻在桌上。有铅笔头、圆珠笔芯、图钉、曲别针、牙签、发卡、眼药水等等，她从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间找到壹个铁夹子——她大概或许从来应该是这样找东西。她把几页附加的纸夹在书稿上，叫俺把书稿抱回去看。俺回到五楼一看便惊呆了。这书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写满她修改的字迹，有的地方用蓝色圆珠笔改过，再用红色圆珠笔改，然后用黑圆珠笔又改一遍。想想，谁能为您的稿子付出这样的心血？

　　俺哪时工资很低。必须要分出一部分钱放在家里。每日抽一包劣质而辣嘴的"战斗牌"烟卷，近两角钱，剩下的钱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买哪种五分钱一碗的炒菠菜。往往这种日子的少些细节刀刻一般记在心里。比如哪位已故的、曾与俺同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凯，一天夜晚他她举着壹个剥好的煮鸡蛋给俺送来，上边还撒了一点盐，为了使俺有劲熬夜。再比如朱春雨壹次去"赴宴"，没忘了给俺带回一块猪排骨，他她用稿纸画了壹个方碟子，下面写上"冯骥才的晚餐"，把猪排骨放在上边。至今俺仍然保存这张纸，上面还留着哪块猪排骨的油渍。有一天，李景峰跑来对俺说："从每当今起出版社给您壹个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助。"每日五角钱！怎么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饿垮了您这大个子！"每当时说的一句笑话，每当今想起来，俺却认真的认为，俺哪时没被哪几十万字累垮，肯定就有韦君宜的帮助与爱护了。

　　俺不止壹次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说，韦君宜在全社大会上说俺是个"人才"，要"重视和支持"。然而，俺遇到她，她却依然若无其事，对俺点点头，嘴里自言自语似的嗫嚅着，匆匆擦肩而过。可是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交流的接触方式。她不和俺谈话，可是俺知道俺在她心里的位置；她是不是也知道，俺虽然没有任何表示，她在俺心里却有个很神圣的位置？

　　在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神灯前传》出版时，俺去找她，请她为俺写一篇序。俺作好被回绝的准备。谁知她一听，眼睛明显地一亮，她点头应了，嘴巴又嚅动几下，不知说些什么。俺请她写序完全是为了一种纪念，纪念她在俺文字中所付出的母亲般的心血，还有哪极其特别的从不交流却实实在在的情感。俺想，俺的书打开时，首先应该是她的名字。于是《神灯前传》这本书出版后，第一页便是韦君宜写的序言《祝红灯》。在这篇序中依然是她惯常的对俺的方式，朴素得近于平淡，没有着意的褒奖与过分的赞誉，更没有现在流行的广告式的言语，最多只是"可见用功很勤"，"表现作者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历史的观点都前进了"，还有文尾处哪句"俺祝愿他她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发挥"。可是言语有时却奇特无比，别看这几句寻常话语，现在依靠再读，必定叫俺一下子找回昨日哪种默默又深深的动容感慨……韦君宜并不仅仅是伸手把俺拉上文学之道。此后伤痕文学崛起时，俺哪部中篇小说《铺花的歧道》的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引起争议。每当时"文革"尚未在政治上全面否定，俺这部彻底揭示"文革"的书稿便很难通过。一九七八年冬天在和平宾馆召开的"中篇小说座谈会"上，韦君宜有意安排俺在茅盾先生在场时讲述这部小说，赢得了茅公的支持。于是，阻碍被扫除，俺便被推入了"伤痕文学"激荡的洪流中……此后许多年里(www,ajml,cn)，俺与她很少见面。以前没有私人交往，后来也没有。可是每每当想起哪段写作生涯，哪种美好的感觉依然如初。俺与她的联系方式却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卡，每有新书便寄一册，看上去更像学生对教师的一种含着谢意的汇报。她也不回信，俺只是能够一本本收到她所有的新作。然而俺非可是不会觉得这种交流过于疏淡，反而很喜欢这种绵长与含蓄的方式——所有尽在不言之中。人间的情感无须营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灼热的激发未必能够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内涵更加意味无穷。

　　大前年秋天，王蒙打来电话说，京都文坛的少些朋友想聚会一下为老太太祝寿。可是韦君宜本人因病住院，不能来了。王蒙说他她知道韦君宜曾经厚待于俺，便通知俺。王蒙也是个怀旧的人。俺好似受到某种触动，忽然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是呀是呀，一口气说出许多往事。王蒙则用他她惯常的玩笑话认真地说："您是不是写几句话传过来，表个态，俺替您宣读。"俺便立即写了少些话用传真传给王蒙。于是俺第壹次直露地把俺对她的感情写出来，俺满以为老太太总该看透俺这份情意了。可是事后俺知道老太太由于几次脑血管病发作，头脑已经不十分清楚了。瞧瞧，等到俺想对她直接表达的时间时候，事情又起了变化，依然是无法沟通！可是转念又想，人生生命的事，说看透也好，不说看透也好，依靠真真切切地在心里就好。

　　尽管老太太走了。这些情景却仍然——并永久地真真切切保存在俺心里。人的一生中，能这样珍藏在心里的故人传说能有多少？于是俺忽然发现，回想不是痛苦的，而是寂寥人间一种暖意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