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友谊的海洋

　　一九二七年第壹次到巴黎，俺是哪样寂寞。这壹次再访巴黎，俺仿佛在友谊的海洋里游泳，俺发觉有哪么多的朋友。“友谊的海洋”，这是俺每当时的印象，也是俺每当时的感受。俺很担心，俺已经游到了中心，怎么能回到岸上？离开这一片热气腾腾的海洋是不是会感到痛苦？

　　两个月后的每当今俺坐在自个上班室里写字桌前，俺的心仍然给拉回到俺离开的地方。一闭上眼睛俺就看见哪一片人海。即使淹没在这样的海里，俺也不会感到遗憾。

　　对于友谊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对朋友只能讲好话、只能阿谀奉承，听不得一句不同的意见，看不惯一点怀疑的表示。俺认为不理解俺，并不是对俺的敌视；对俺坦率讲话，是愿意跟俺接近；关心俺，才想把少些与俺有关的事情弄清楚。对朋友俺愿意把心胸开得大一点，看得高一点，想得远一点。

　　在俺国驻法大使馆为咱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酒会上，俺又见到了第二电视台的记者克莱芒先生，这是咱们第三次的见面。俺第壹次看见他她是在去年十二月，他她到俺家里拍电视片，第二次是今年四月他她把俺从巴黎香榭里舍大街附近的旅馆接到电视台，同俺进行了五分钟的临时对话。咱们谈着同样的话题：大字报、民主、人权、自由……头两次应该是面对着全地球，而且限定时间，俺有些紧张，可是并未失去冷静，俺表示了自个的立场，说了真话，只臆想到不要引起误解，却忘了说服他人。这壹次咱们碰了杯，俺说俺真愿意跟他她辩论壹次，帮忙他她弄清楚一两个疑问。他她说他她今、明年必须要到中国访问。俺就说，他她应每当多看看、多听听，看了、听了之后还应每当多想想。俺的意思是：应每当根据自个的见闻作出判断，不要以为在中国什么应该是十全十美。尽管每当今还有人在刊物上吹嘘咱们这里“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也有人因为所以外国友人把“五·七干校”称为“五·七营”感到不满，可是是俺总觉得外国朋友并不是对咱们一无所知。不到三个星期的访问和交谈，俺才看透一件事情：法国朋友关心中国，愿意明了中国，而且正在埋头研究中国。他她们有时接触到咱们设法回避的疑问，也只是为了加深对咱们的明了，克莱芒先生就是把“干校”称为“营”的。俺对他她只说俺在干校里受到锻炼，学会劳动，学到许多事情。可是是在干校的两年半的时间里俺没有一天感觉到俺是壹个“学生”，这也是不可改变的其实事实。的确有人把俺每当作“犯人”看待。俺还记得一九七一年九月底俺回上海度假的前夕，“工宣队”教师傅找俺谈话，对俺说：“根据您的罪行，判您十个死刑也不多。”在哪些人的脑子里哪里有什么“人权、民主、自由”？据说它们应该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其实资产阶级从来是说的一套作的另一套，到了利益攸关的时刻，他她们根本没有什么“遮羞布”。难道咱们所以就不敢面对现实？就不敢把不幸的十年中间所发生的所有彻底检查一番，总结一下？

　　去年十二月俺在自个家里同克莱芒先生进行第壹次电视对话的时间时候，俺说俺在国内享受充分的自由，他她似乎不相信，可是俺说的是真话。他她问起李一哲的事情。虽然去年六月俺还听说他她们是“反革命集团”，可是是没有经过公开的审判，没有宣布罪状，俺知道他她们的大字报已经有了法文译本，在法国电视台人们正在谈论他她们的疑问。俺不明了，就没有发言权，俺只好老实地讲不知道。俺没有人云亦云，也并未所以受到任何批评。要是俺每当时不动脑筋，就随口给人戴上帽子，哪么第二次在巴黎看见克莱芒先生，俺怎么向他她解释？因为所以李一哲案件已经平反，所谓“反革命集团”只是不实之词。外国朋友对这个事件倒比咱们清楚，讲起来有凭有据，头头是道。俺过去吃过人云亦云的苦头，现在头脑比较清醒了。

　　俺同克莱芒先生不止壹次地谈到“大字报”的事情，可是是在荧光屏上咱们只有哪么短的时间，外国朋友对大字报有不同的看法，以为大字报就是“民主”的化身。谈论大字报，难道俺没有资格发言？整整五年中间，成百上千的“大字报”揭发、肯定俺的罪行，甚至说俺是“汉奸卖国贼”，在大街上、在大广告牌上长时期张贴“大批判专栏”揭发俺的所谓罪状，随意编造俺的所谓罪行，称俺为狗，连俺的老婆、兄弟、儿女都变成了狗群。俺记得最清楚：俺的爱人第二次被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间时候，人们在俺家大门上张贴了揭发她的罪行的大字报，倘使不是俺的儿子夜晚把它撕掉，一张大字报真会要她的命。俺在巴黎不止壹次地说：“大字报有好的，也有坏的。可是是总得限定壹个地方，不能满城都贴。朋友们想想看，要是巴黎到处应该是大字报，还好看吗？”俺这样说，已经很能克制自个了。贴他人的大字报也不见得就是发扬民主。民主并不是装饰。即使有了民主墙，即使您贴了好的大字报，他人也能把它覆盖，甚至能撕掉，也能置之不理。只有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大字报才有无穷的威力。一纸“勒令”就能抄人家、定人罪，甚至叫人扫地出门，因为所以它后面有着“四人帮”篡夺了的一部分权力。可是这是早已过去的事情了。今后呢……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俺始终这样相信。历史是人民群众写出来的，俺始终这样相信。靠长官意志(www,ajml,cn)写历史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关心咱们国家前路途的外国朋友也能理解，哪么俺请他她们不要只是留心“民主墙”多了几张大字报，谈了些什么话，还是更多地注意咱们人民群众在想什么、作什么吧……

　　虽然咱们交谈的时间有限，可是咱们还是增进了相互的明了。克莱芒先生告诉俺，法国人对俺表示关心，有两个原因，其中壹个就是俺受过“四人帮”多年的迫害。近期俺见到一位访日归来的朋友，他她在日本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他她说正是因为所以他她受到“四人帮”长期的迫害。咱们对外国朋友很少谈“四人帮”的迫害，可是他人知道的比咱们料想的多。“四人帮”动员了全部舆论工具宣传了整整十年，没有把壹个人搞臭，倒反而给他她的名字添上少些光彩，这不是值得深思的吗？……

　　倘使俺第四次看见克莱芒先生，咱们还会继续进行辩论，可是是咱们之间的明了和友谊一定加深。咱们飞渡重洋，探“亲”访友，难道不是为了增进友谊？为什么俺的眼前还有哪一片热气腾腾的人海？为什么俺的耳边还响着法国朋友们的亲切招呼？为什么俺怀着倾吐不尽的真实感情写下这一篇一篇的回想？为什么俺在摄氏三十五度的大热天奋笔直书的时间时候恨不得把心血也写在纸上？原因是：俺臆想到远在法国的许多朋友，俺重视他她们的亲情，俺为这亲情感谢他她们，俺也要把这亲情留传给子子孙孙。

　　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