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波斯的礼物

　　１

　　关于丰富神秘的波斯文献，还是在学蒙古史的时间时候，最初从翁独健先生口中听到的。也许因为所以它不仅限于元史一隅，而是涉及了中国学术史沧桑变化的大事，以至俺至今记得翁先生反复强调的神情。

　　清末洪钧(一八三九-一八九三，同治七年状元)出使欧洲德俄奥荷四国，目瞪口呆地发现，洋人还不仅船坚炮利而已，他她们利用一种莫名的波斯国史记，在边疆等一系列领域里高屋建瓴，居然显得比中国硕儒读书还多，学问还大。洪钧臆想到到，使此等新学问和资料显于斯世，即是他她的使命所在。

　　必须洪钧不也许懂得波斯语。即便后来《元史译文证补》付梓，作序者依然分不清阿拉伯文与波斯文，云“初至俄也，得拉施特书，随行舌人，苦无能译阿拉比文者，见之皆瞠目。”洪钧的读取发蒙，靠得只是二手的翻译。他她只能用耳朵听，仗着一伙舌人通事，拗口劳神地一句句译着霍沃尔特(Howorth)、多桑(C,D′Ohsson)的大部头蒙古史。就这样，波斯史料，就宛如梦中影像般地进入了中国的读书人大脑。而哪时，距离直接翻译如Rashidal-DinFadlAllah(拉施特哀丁《史集》)；若Ta′rikhiJahangushai(志费尼《地球征服者史》)等波斯文历史巨着，还不知道尚要再等多少年时光。

　　洪钧是个勤勉学者。靠着转译的资料，就在公使任上他她已然摊开书本考证起来，归国时已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其中十卷腹稿)。这部书投入北京学界往后，引起了惊雷一般的轰动。头壹次，中国文人不仅对自个视野之蔽塞震惊，而且对一样自傲的煌煌汉学之基础，也发生了动摇。

　　这个传说藏着壹个简单的逻辑。蒙古的征服，既然在古代波斯的地域建立了着名的伊儿汗朝，必须就会存在着该朝的史料。哪是一种僻远的存在；它存在，不管您发现与否。更使学人们震动的，是自个对哪存在的——麻木的感觉。确实，在一三-一四世纪的蒙古人眼里，伊儿汗朝和元朝完全是平等的。

　　翁先生仔细地讲，后来元史界怎样分成两种潮流。由于洪钧揭破，又壹次以为看见尽头的人，更加贬低《元史》价值，主张重修元史。于是屠奇着《蒙兀儿史记》，柯绍编《新元史》。《新元史》并被少些人与二十四史并列，是为所谓“二十五史”的来源。而元史界主流却因“波斯刺激”，起始开端捉摸史料的局限与时代的局限，起始开端悟到——任谁重写也不会获得完美的元史；粗糙的《元史》，正因其原始的资料性而更珍贵。

　　从小处说，治蒙元史，或许证补正是方法。自宏观处讲，人们认识到，洪钧已经开风气之先，学术的时代已经变了。

　　何止元史，知识的地球性已经棱角毕露。没有谁敢笑话洪钧的“听译”。直至翁先生时，呼唤声还在重复：要懂言语！今后不仅要念西文译本，更要直接攻读波斯文原典，要攻下所有蒙古、突厥、阿拉伯各种文字的原始资料，校勘互考，互证互补，以达到新的学术！

　　人们常对陈寅恪十三岁出国，十五岁公费留学，游遍东西洋，懂一二十种外语的学历艳羡不已。其实陈寅恪兄弟考取官费、少年留学履历的背景，是清末官方的识者，对言语劣势和闭塞的忧虑。

　　他她们甚至决心从儿童抓起，彻底解决言语疑问。与陈寅恪同时出国的选派生，哪一期便是一百二十名。《多桑蒙古史》等名着的译者、史学家冯承钧也是十二岁被端方批准，与四十多名鄂籍同学一起被派留洋的。他她先赴比利时上中学，接着就读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一生志在沟通东西。他她翻译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沙畹(E-Chavannes)等人的边疆论着，直至今日不可或缺。

　　“波斯”引起了壹次大学习——而其实上，细心观察则会感到：每当时的发愤，在不觉间悄悄有过壹次置换。不知自何时起，追求的对象，却渐渐变成了西方列强的言语。英法德俄日，立刻脍炙人口，而并未见多少人攻读波斯语。因为所以，依靠精熟列强西文，便可从突厥到波斯，驰骋诸学如履平地。这个现象始自洪钧，至今未见稍歇。

　　也许大中华的骨子里，从来就没有多么尊重过波斯、蒙古、突厥、阿拉伯。从洪钧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忙碌的，大体上只是壹个介绍和追撵西方的过程。欧洲又壹次被中国人研磨切磋。欧洲列强的思想、文化、方法论、地球观，都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首要，刻苦攻读，咀嚼再三。

　　时代的沧桑震动，化解成了技术疑问和外语疑问。一度激起注意的波斯，和波斯象征的一种道道，又归回到沉默。百年之后回顾，思想史的这场变动如近代之开幕，它令人感慨不已。再回想证补元史，哪真是细枝碎节。天外雷鸣般的哪声时代的呼唤，已经消失沉寂。

　　只是，这样姿态是一种弟子姿态，它阻挡了最独立的思考。欧洲的东方学，在被学习的过程中锤炼得更加博大，也更富于优越感。这一步宛如历史的注定，它不管怎样也得迈出。

　　２

　　后来才知道，波斯的冲击在文学领域也发生过。一如文学界的性格，这儿发生的事，必须毫无元史界的拘谨，它随意而富于渲染。

　　俺猜，老读书人更熟悉莪默·伽亚谟的译名。在他她们看来，这一西域怪杰，完全能与整个的波斯文明相匹敌。确实，这位风流诗人的绝妙“鲁拜”，引得中国人译者如蜂，兴而不衰。除了近年译自波斯文原着的张晖(一九八八)、张鸿年(一九九一)之外，从一九一二年起至一九九九年，以英译为底本，染指翻译欧玛尔·海亚姆(OmarKhayyam)四行诗(rubai-yat，柔巴依，旧译鲁拜)的中国文人，计有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孙毓棠、吴剑岚、赵宋庆、伍蠡甫、李意龙、潘家柏、黄克荪、李霁野、黄杲昕、陈次震、孟祥森、虞尔昌、柏丽——恐怕这还是不完全统计。

　　重译不厌的壹个原因，是由于哪个用着方便且大名鼎鼎的、费茨吉拉德(EdwardFitzGerald)英译本。中国人的乐此不疲，也是因着欧洲人的嗜爱无止。多几本舶来绝句算什么，莪默的欧洲译本更多：它居然有三二种英译本、一六种法译本、一二种德译本、五种意大利译本、四种俄译本；还不算什么亚美尼亚文、丹麦文、瑞典文、土耳其文和阿拉伯、乌尔都文！

　　放肆的剖白，明快的哲理，鲜活的句子。不知它究竟是莪默的，还是费茨吉拉德的。这些胡姬每当炉的妙歌，它挑逗了中国文人的渴望和趣味，教导了他她们个性解放的极致。文人们出于惊喜，争相一译，寄托自由的悲愿。它不仅是一股清风；对翻译家们来说，它若是末日洪水才好，他她们盼它帮忙，冲毁压抑人性的旧中国于壹个早晨——于是译笔缤纷，华章比美。

　　而另一种也许，洞彻波斯以及天下学术大势、获得能与欧洲人分庭讲礼的地球知识、进而建立更科学的方法论与地球观的也许——被失之交臂。

　　看来，历史提供给中国知识分子的也许性，并没有盼望的哪么大。何止不通“波斯”象征的深重含意，即便对狭义的波斯他她们也不求甚解。甚至他她们不知“鲁拜”之外尚有“花园”“果园”，不知莪默前后，还有哈菲兹和毛拉维。可是没有遗憾的必要，这应该是时代的定然。只是，既然连胡适、郭沫若等人都不能参悟“波斯”的意味，哪么，一种等待就必须要继续下去。

　　就译文本身而言，他她们翻译的，已经很难说还是原来哪些柔巴依体的波斯诗歌。例如，最着名的胡适所译哪首涉及“创造地球”的：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俺

　　该把这糊涂地球一齐打破

　　再磨再炼再调和

　　依着您的安排

　　把地球重新造过

　　此译被徐志摩以为不雅。徐以新潮诗人的自信，提出新译如下：

　　爱啊！假如俺能勾着这运神谋反

　　一把抓住这整个儿塞尘的地球

　　咱们还不趁机会机遇把他她完全捣烂

　　再按咱们的心愿，改造他她壹个痛快

　　二人都不知道此诗未必是海亚姆手笔。他她们更没有臆想到到，这是一首涉及“天神”的“鲁拜”，而且是壹个关于造物主的题目。

　　他她们不知道，对于波斯人来说，唤主、指主兴叹，即所谓呼天抢地固然不足为怪，可是是取代主和自比造物主——即便对于弹杯纵酒、不守五功、对死板的清规教法恣情嘲笑的苏菲诗人，也几乎是不也许的——因为所以在两个概念之间，有着一种最终的界限。遣词造句之际，分寸决定所有。

　　显然作者有过沉吟，有过挑剔选择。神的概念与主的概念，毕竟太接近了。他她用了壹个祆教用语yazdan(天神)，而没有与Huda(真主)一词发生干系。深浅轻重，微妙仅在缝隙之间，如边缘的舞蹈。

　　就中的滋味才是诗味深处，可惜译者全然不知。胡徐译中，诸如“爱啊、再磨再炼再调和、卿和俺、您俺的安排、还不趁机会机遇、塞尘、谋反”，均为失真之笔。唱和固然愉悦，只是离谱太远。

　　言及胡适，或许该多说一句。他她应该即便对“莪默”，也具备文化嗅觉。可是是他她的译文没有显示他她提倡的科学性。也许就在这个标志附近，他她还失去了代表中国与欧洲朋友们并立的也许，这才是令人遗憾的事。

　　有人会说，这是诗集不是账本。可是人们更有权问：咱们究竟是在读波斯的诗呢，还是在读英国的诗？假如读者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企图拓展眼界明了地球，他她们读到的是什么呢？仅仅是文化的误解吗？

　　咱们总以为中华即东方，即东方之最。而波斯却描述了一种别样的东方。西方人说东方时用语繁绕，“近的，远的，近期的东方”。这是什么意思？究竟谁是东方？什么是东方？咱们的概念乱了。可是西方人，何止莪默的英译者，几乎在所有学术领域都能列出成排的响亮名字——他她们没有乱，他她们出色地进入了土耳其、阿拉伯、印度，进入了波斯。他她们进入了壹个个距离他她们较近的东方；然后又以“较近东方”的知识，用实证的考释，用精湛的翻译，征服了中国——这个最远的东方，一如莪默之例。

　　应该抄出这首曾使中国知识人哪么躁闹的小诗，让人们拼音一读，品味一下它的音韵。是的，哪怕只是声音的韵调也好，它毕竟是原文。下面即是这首小诗，拉丁转写和汉译均从简示意。

　　Garbarfalakyamdastbodiqunyazdan

　　若能像亚兹丹神驾御天穹，

　　Bardaxitamimaninfalakrazemiyan

　　俺便把这层天，从中拿掉。

　　Wazenofalakigakyarqinansahtami

　　并重新另造壹个天空，

　　Kazadebekamedelresidiosan

　　使自由的心儿，快乐如愿。

　　３

　　在史学和文学之后——面对着光彩照人的波斯文苏菲(伊斯兰神秘主义)诗歌，宗教的范畴终于不能回避了。

　　其实即便是面对文学或史学，同样应该强调去理解“文明的心情”。然而只是面对着波斯诗歌、而且面对苏菲气息浓厚的波斯诗歌时，爱好者才承认：它们是文学的，它们也是伊斯兰的。

　　它们既是简洁的、自然的、情歌式的；又是双关的、理念的、宗教式的。它们似是而非，亦此亦彼。它们简练得无法再删一字，暧昧得可作相反解释。翻译和读书，在此都不仅是寻找词汇的对应。诗，在呼吁着读者和译者的修养或基础。没有新的字母表，人没方法翻弄天书。

　　这种基础或修养，存在于伊斯兰苏菲派的思维和实践规律——即脱勒盖提(taliqa)的体系之中。除了学理之外，俺特别想说，它在艰辛的历史过程中，一样被穆斯林实践着。

　　可是是暧昧双关的言语的本意，几乎就等于宗教的机密。而且它也是人最宝贵的心灵。它不是问一问，“调查”一下就能解决的。话题在这儿严肃了。

　　一方是学术带来的利益，是探听和利用；一方是宗教的机密，是民众在歧视和流血中守卫的信仰。或者理解并风吹雨打共济，或者骗取并加入歧视——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将随着如苏菲研究一致的、各种非历史学科的发展，逐渐地变得醒目。

　　难怪穆斯林不信任莪默鲁拜式的译本。不用说，就教育而言，山野农村的旧式经堂教育，必须无法攀比高等学府。可是农民却也许懂得文学宗教两不相悖的道理。他她们还准确地嗅到了诗歌中的苏菲味儿。他她们以另一种目的地，也在一样攀援波斯阿拉伯语的梯子。崎岖道上，这一攀登已经非常漫长。

　　远在一四世纪，元朝秘书监的回回馆着录宗教用书目录时，列有“额史尔”即诗篇一项(A'shir，阿拉伯语，诗)。清代伊斯兰学者刘介廉的案头经书中，也有《鲁把牙惕》(Rubai-yat)即《鲁拜集》一种，只不过并非风靡的哪一本。在穆斯林的地球里，诗与经不相悖，诗经常常常是经典的注解。

　　所以自王静斋前后，翻译《Gulistan》(花园)的作业，在民间就一样没有停止过。其实与咱们这套丛书同时，还有两种新的阿訇译本问世(马克林《古丽斯唐》，新疆版；杨万宝《真境花园》，宁夏版)。据俺所知，对巨着《玛斯纳维》(Masnawi)的民间翻译，也在不止一所清真寺里进行。

　　俺选了壹个典型的苏菲诗的双句(bayti)，着名的《玛斯纳维》(Masnawi)卷一的第一七三九(或一七八四)联；分别向两位阿訇(马克林、杨万宝)、一位外国苏菲派研究者(冈田惠美子)、两位中国波斯文学者(张鸿年、张晖)请教(限于篇幅下面仅引用其中三位译文)。不用说，他她们以前并无交流。

　　令人振奋的是，两个家庭生活状态在僻远乡村的阿訇译文，就基本含义的准确而言，并不比学者逊色。苏菲诗句的朴素特性，成全着受教育的条件限制的农村人：因为所以——字面排列的词汇，是简明而常见的。直译于谁都不是太难的事，而其间的深意，又对谁应该是同样的谜。

　　这是壹个深具意味的实验。也许真的就要起始开端了，在伊斯兰神秘主义文学的领域里，农民学者将与大学教授并肩同行。

　　上句：Dilbaranradil，asir-ebidilan

　　马译：“所有的被爱者，俘走了恋人的心，”

　　杨译：“失魂丧魄，是因为所以爱恋者的无心，”

　　冈译：“被爱的人的心，是沉湎于爱的人的俘虏，”

　　下句，即：Jomlema'xughan，xekar-eaxghan

　　马译：“所有的恋人，应该是情人的猎物。”

　　杨译：“所有的被恋者，是恋人的猎物。”

　　冈译：“所有的被爱者，应该是恋人的猎获物。”

　　在简练至极的两个短句里，“dil，心”及它衍生的一批言语的、宗教的近似词(bi-dilan，无心的)、(dil-baran，掠夺心的，单数为dibar)，内涵很难区分，尚未有更狭义的界定。解释在类似的边界模糊难辨，诗就难在这里。

　　译家们都强调了难点，并提醒说——“主是惟一被爱恋的”(杨万宝)，“被要的是主，爱着的是功修人”(马克林)，“被爱者通常为女性，暗指主；爱恋者通常为男性，修道者”(冈田惠美子)。

　　在这个过程中，咱们都渐渐看透：现在还不是追求完美译文的时间时候。还依靠一段时间和少些条件。等隐喻走向公开，等异端变得合理，等遭受歧视的思想，成为夺目的地参考的时间时候——苏菲的诗会显得好懂。苏菲的释义，藏在苏菲的地球里，如同家庭生活状态中的诗。在活的苏菲从内部发言以前，脱离实践的学院诠释，仅仅是备注和猜想而已。

　　在新的时代，迟早会出现民众的文明发言。这是潜在的暗涌，新起的风潮。文明解说和代言资格的疑问，民众的文化权利的疑问，也也许——就在这个对波斯语苏菲诗歌的翻译作业中，破土而出，登上大雅之堂，以新世纪的进步的名义，成为未来学术的主题。

　　洞知的掌握，是准确译文的前提。在缺乏这种前提的时间时候，最好的翻译，是直译、硬译，哪怕一词一字地“对仗译”。鲁迅说，“宁信而不顺”。他她的意思是：信、达、雅谈何容易，最根本的规矩是忠于原着。优先的是原着的词句蕴含，而不是译文的词章习惯。许多句子和词汇，必须新造或硬造，就像唐译佛经，元译上谕。

　　俺想，鲁迅的翻译观，对这个时代的阿拉伯波斯文苏菲诗歌的翻译，简直可作门规家训。是的，在境界升华、掌握降临以前，译笔文采的几分长短，其实大可忽略不计。

　　４

　　对维吾尔的文化参考，只能简略提及了。不得不说，直至每当今，咱们还没有条件，对比研究波斯宝藏的汉译本与维吾尔语译本的异同。

　　要备忘于此的，是少些基本的文化史观点。因为所以孤立自大的研究，就如同昔日的新编元史；最终，会因为所以狭窄的视野，导致自个劳作的浪费。

　　波斯阿拉伯的文明曾经覆盖过，并对维吾尔实现过文明的提升。从人的姓名，到衣食住行，到社会结构及道德准则。至于文学和诗，则从柔巴依等格式，到思维诗道，都浓重地罩着波斯阿拉伯的影子。包括嘲戏的风格，包括海亚姆式的对教条的调皮口吻。至于dilbar，哪是维吾尔女孩的常见的名字，它的普及，意味着维吾尔对波斯诗歌，早有某种普及的理解，依俺看，维吾尔人把dilbar主要释为“美人”，其精度要高出前述译本。

　　直觉提醒咱们，从大义的读解到措辞的细微，参考维吾尔文化，无疑都将是一条捷径。只是这个“东方”比波斯更近——所以也就离咱们挚爱的学问更远。其实，按照学问的基本规则，在没有经过维文译本的对校互勘以前，对波斯诗歌的研究不能称作完全。

　　在维吾尔的绿洲上，咱们追逐的波斯的实质，不仅存在，而且活着，在家庭生活状态中俯仰皆是。它被全面地移植于此，像一株株魔力的葡萄。

　　５

　　有趣的是，自波斯的刺激发生往后，不管在史学界还是在文学领域，中国又都历练了壹次类似的质变过程。就路途径(文字)而言，这场认知都绕行了经由欧洲的道线；就后日的最终而言，也都发生了中介媒体的反客为主：一场对未知文明的探究，最终成了英文的旧课。

　　虽然自洪钧以来，史学界熬尽灯油，用放大镜在字里行间寻觅，可是他她们对波斯史籍的历史观点不屑一顾。一种潜臆想到不知何时植入了大脑——要的只是波斯脚注，无所谓什么穆斯林史学。一种潜台词是，依靠读懂西方大师的严谨译文，考据癖好就能满足。难道，您还以为您能追上伯希和吗？

　　文学方面更不胜例举。正如近年愈是对拉丁美洲无知的人，愈对拉美文学爆炸津津乐道一致——海亚姆虽引起了哪般的文人骚动，却没有影响妨碍他她们对自个知识结构的反省。反之，应每当说，在对“莪默”的渲染中，已经多少能辨出一丝对穆斯林方式的不敬。

　　学科的停滞，是对(www,ajml,cn)文明歧视的惩罚。其实，欧洲人正是因为所以如饥似渴地吸收了地中海彼岸的、从波斯到印度的文化营养，才显示出哪样的眼界和生气。

　　在胡徐的轶事和译文里，被更准确地翻译了的是他她们自个。他她们译笔的价值也在于，在数行之间，活灵灵有一张哪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自画像。

　　写这篇札记的时间时候，正值湖南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波斯文库。在俺看来，这又是新的壹次——继洪钧以来的，对咱们拥有的知识体系的反省和摸索。可是咱们已经不敢轻易欢呼；百年的历史教育说，看是简单的求学，实践起来，却常有难以理解的波折和转向。

　　俺不禁忆起蒙古史的往事，忆起年轻时听说的“波斯”。时过二十年了，俺依然在细细品味——是的，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波斯的礼物，它劳人心神又使人神往，像壹个苏菲的隐喻。

　　不管再反复几次吧，直接面向各种文明的，面向各种价值的探求，已经愈来愈认真地迈开了步子。虽然咱们不敢急于欢呼，可是感触是切肤的：历史正在缓缓地进步。

　　一九九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