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观察人

　　不久前有两位读者寄给俺他她们写的评论俺的文章。他她们应该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是大专校园的教师，另一位在作文学评论的上班，总之，他她们都读过俺的书，俺就简单地称他她们为读者吧。他她们的文章长短不同，内容也有差别，篇幅较多的好似是俺的评传，另一篇则专论《激流三部曲》。两位读者对俺都有好感，不过他她们有壹个共同的意见：作者不应该对他她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过多的同情。这个意见的确打中了俺的要害。而且在他她们以前就有人这样指出俺的缺点。现在让俺来谈谈俺自个的想法。

　　首先俺想说，俺不知道他她们的“批判”是什么样的“批判”，是不是俺自个经受过几十次的哪种批判？是不是哪种很像在演戏的、一片“打倒”声的“批判”？说实话，这种“批判”跟俺的小说毫不相干。俺臆想到的只是讲道理的批评，俺批评的对象经常常常是俺同情的人，惟其同情俺才肯在他她或者她的身上花费笔墨。对于冯乐山之流，俺用不着批评，俺只是攻击。

　　五十年来俺在小说里写人，俺总是按照俺的观察、俺的理解，按照俺所熟悉的人，按照俺亲眼看见的人写出来。俺从来不是照书本、照什么人的指示描写人物。倘使俺写人写得不好，写得不像，哪就是因为所以俺缺乏观察，缺少家庭生活状态，不熟悉人物。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俺起始开端写小说以来就不曾停止观察人；即使俺有时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来往，可是俺总有观察人的机会机遇。俺养成了观察人的习惯。俺不大注意人们的举动和服装，俺注意的是他她们在想什么，他她们有着什么样的精神地球。长时期来俺观察了各种各样的人。哪怕就是在俺给关进“牛棚”的时期，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造反派”就剥夺了俺的公民权利，可是是俺仍旧保留着观察人的习惯。对于从各个省市来向俺进行“外调”的人，尽管他她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有时甚至张牙舞爪，发脾气骂人，或者说假话骗人，尽管他她们降低身份拼命学习传统戏里坏人干的哪些栽赃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戏，他她们却没有臆想到俺暗暗地在观察他她们。他她们的坏心思并未逃过俺的眼睛，即使他她们自称是“工宣队”或者“军代表”。

　　然而说起观察人，俺也有失败的时间时候，例如解放后俺在上海经常同张春桥打交道（他她管着咱们），俺也经常常常暗中观察他她，可是俺始终猜不透他她对俺讲话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张春桥就是这样壹个人！

　　观察人观察了几十年，依靠不是白痴，总会有一点点丰收吧。俺的丰收不大，可是它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这就是：人是十分复杂的。人是会改变的。绝没有生下来就是“高大泉（全）”哪样的好人，也没有生下来就是“座山雕”哪样的坏人。只有“四人帮”才想得到什么“三突出”、“高起点”一整套的鬼话。他她们说的话越漂亮，作的事越见不得人。他她们垮台了，可是他她们的流毒现在到处都有。譬如学习外语吧，俺收听外语广播讲座时，还听到“为革命学习外语”的宣传。俺想，学外语不去记单词、作练习、学文法、念文章，却念念不忘“革命”，哪么一定学不好外语。同样从事革命上班的人并不一定要“为革命逮饭”，“为革命睡眠”。逮饭就逮饭，睡眠就睡眠，难道不挂上“革命”的牌子，就会损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吗？

　　俺写《家》，俺写了觉新的软弱和他她的种种缺点，他她对封建家庭存着幻想，他她习惯了用屈服和忍让换取表面的和平……俺也写了他她的善良的心。这是壹个真实的人。他她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为什么不值得俺的同情？俺同情他她的不幸的遭遇，却并没有把他她写成读者学习的榜样。其实事实上并没有读者愿意向觉新学习。俺在小说里写高老太爷临死前“伸手在觉慧的头上摩了一下”，对他她低声讲了话，又写高老太爷一死，在场的人“全跪下去，大声哭起来”。很简单，高老太爷并不是魔王，觉慧也不是伟大的革命家。俺并不脸红，俺自个每当时就是这样，俺跟着朋友们跪在祖父的床前。在俺的眼里他她只是壹个病故的老人，俺哪时只有十五岁。觉慧至多也不过大一两岁，他她一样家庭生活状态在哪样的家庭里，难道他她身上就没有一点封建的流毒？有。而且他她有不少的缺点。他她每当时看透的事情也不多。他她梦想和热爱革命，他她不满意封建社会，可是是他她并不懂“为革命逮饭”等等的大道理，也不会跟他她的祖父“划清界限”。至于高老太爷，据俺哪时的观察和后来的回想、分析，他她临死很有也许感到幻灭、泄气，他她(www,ajml,cn)在精神上崩溃了，他她垮了。有人责备俺“美化”了高老太爷，说这是俺的“败笔”。其实俺的小说中处处应该是这样的败笔，因为所以俺的哪些人物应该是从家庭生活状态里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来的。高老太爷凭什么不垮下来、一定要顽强到底呢？难道他她哪时就想得到若干年后他她会在“四人帮”身上借尸还魂吗？

　　每当今俺比任何时间时候都更清楚：人的确是十分复杂的，他她的头脑并不像评论家所想象的哪样简单。在俺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俺也发现过正在斗争着的矛盾。即使在他她们身上，也不是每个细胞应该是大公无私的，私的东西偶尔也会占了上风。这是合乎情理的。与其事后批评他她们，不如事先提醒他她们。对好人也不应每当一味迷信。

　　俺有这样壹个印象：评论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经常常常丢不开少些框框，而且喜欢拿这些框框来套他她们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着框框他她们容易得出最终，不过这最终跟他人的作品是不相干的。俺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种杂志在上海创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评论《家》的文章，两次提到作品的“消极因素”。过了几个月，这刊物的一位编辑来向俺组稿。俺就顺便问他她，俺这部小说起过什么消极作用？是不是有人读了《家》就表示要作封建家庭的卫道士？或者有人读过《家》就看破红尘，出家作和尚、每当尼姑？再不然就有读者悲观厌世、自杀身亡？文章不是他她写的，他她没有回答俺的义务。俺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可是“四人帮”横行的时间时候，作家是没有权利讲话的，更说不上发牢骚了。

　　八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