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红楼点滴

　　一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个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在紫禁城神武门(北门)以东汉花园(沙滩的东部)。二院是理学院，在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名景山东街)道北，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三院是法学院(后期移一院)，在一院之南北河沿道西。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壹个横长条。民国初年建造时间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用作文科课堂。文科，而且是课堂，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其中最为朋友们所称道的必须是蔡元培校长，其余如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等，就几乎数不清了。人多，活动多，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要分类。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臆想到蔡元培校长，谈起蔡元培校长就臆想到他她开创的风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或者说无孔不入，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课堂，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应该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其实事实上总是能随随便便。这说得鲜明少些是：不应该来上课的却能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能经常不到。

　　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所讲虽然未必应该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名声在外。这是一方面。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校园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这也是壹个方面。还有壹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且说俺刚入学的时间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可是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因为所以都漠不相关，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就不会有人看，更不会有人盘查，常有这样的情况，壹个学期，上课经常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胡胡，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俺壹个人。还有壹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壹个人参加。教师必须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壹个人选。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遗忘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俺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能不重复；有的课，内容不深，自个所知已经不步；等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地是过屠门而大嚼。因为所以这样，所以经常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疑问，校园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方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壹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朋友们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可是依靠能进去，混混就能毕业，因为所以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至少就俺亲身所体验，是进门往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所以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无臭，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应该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敢西服革履，因为所以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她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时间不很长，俺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又不久，国土被侵占，校园迁往西南，同清华、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一晃过了十年光景，校园返回旧居，所有支离破碎。俺有时臆想到红楼的昔日，旧的风气还会有少些吗？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来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她听了几次。下次是最终壹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到时间时候，咱们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壹个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能，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哪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壹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应该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壹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而散。俺走出来，臆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二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勉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十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传说，有人责问他她不该这样作，他她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这类传说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俺到北京大学是三十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她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应该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着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着作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应该是忠于自个的所信，每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间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校园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疑问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旧，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壹次相遇于教授会(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体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您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您举的证据还不能使俺心服；假如能使俺心服，俺连俺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哪是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壹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不赞成白话是能理解的。他她不像林琴南，公开写信反对；可是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壹次，遗忘是讲什么课了，他她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所以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壹个杠子(案即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壹次他她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她，旁边有个杠子，把他她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个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她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大笑。他她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教师之间这样。教师学生之间也是这样，举两件为例。壹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壹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您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壹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她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壹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往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哪么壹次，是关于佛学某疑问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间时候，壹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您不要讲了，您说的应该是外行话。”胡说：“俺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俺讲完了能吗？”在场的人都说，必须要讲完。因为所以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他人坚持己见。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

　　这种坚持已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疑问，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依靠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壹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所以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哪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必须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可是这壹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必须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三

　　点滴一谈散漫，二谈严正；还能再加一种，谈容忍。俺是在中等校园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学的，深知充任中学教师之不易。没有相每当的学识不成；有，口才差，讲不好也不成；必须要有差不多的仪表，因为所以学生不只听，必须要看。学生好比是剧场的看客，既有不买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权利。戴着这种旧眼镜走入红楼，真是面目一新，这里是依靠学有专长，其他她所有都能凑合。自然，学生还有不买票的自由，不过依靠买了票，进场入座，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作，学生都不会喊倒好，因为所以红楼的风气是俺干俺的，您干您的，各不相扰。举几件还记得的小事为证。

　　一件，是英文组，俺常去旁听。壹个外国胖太太，总不少于五十多岁吧，课讲得不坏，发音清朗而言语流利。她讲一会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因为所以是“老”师，而且在课堂。俺第壹次看见，简直有点愕然；及至看看他人，都若无其事，也就恢复平静了。

　　另一件，是顾颉刚先生，哪时间时候他她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禹贡》之类。顾先生专攻历史，学问渊博，是疑古队伍中的健将；善于写文章，下笔万言，凡是翻过《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可是天道吝啬，与其角者缺其齿，口才偏偏很差。讲课，他她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吃吃一会，就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不管怎样，较之口若悬河总是很差了。俺有时想，要是在中学，也许有被驱逐的危险吧？而在红楼，朋友们就处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专家孟心史（森）先生。俺知道他她，起初是因为所以他她是一桩公案的判决者。这是有关《红楼梦》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红楼梦》，早期有“索隐”派，如王梦阮，说《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顺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给冒辟疆的董小宛。这样一比附，贾宝玉就成为顺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说来活灵活现，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声不响，写了《董小宛考》，证据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启四年，比顺治大十四岁，董小宛死时年二十八，顺治还是十四岁的小孩子。最终判决：不也许。俺是怀着看看这位精干厉害人物的心情才去听他她的课的。及至上课，才知道，从外貌看他她是既不精干，又不厉害。身材不高，永久穿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专说他她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她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所以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俺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这样，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讲目录学的伦哲如(明)先生。他她知识丰富，不可是历代经籍艺文情况熟，而且，据说见闻广，许多善本书他她都见过。可是有些事却胡里胡涂。譬如上下课有钟声，他她向来不清楚，或者听而不闻，要有人提醒才能照办。关于课程内容的数量，讲授时间的长短，他她也不清楚，学生有时问到，他她照倒答：“不知道。”

　　又一件，是林公铎(损，原写攻渎)先生。他她年岁很轻就到北京大学中国言语文学系任教授，俺推想就是所以而骄傲，经常常常借酒力说怪话。据说他她长于记诵，许多古籍能背；诗写得很好，可惜没见过。至于学识究竟怎样，俺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她着过一种书，名《政理古微》，薄薄一本，俺见过，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为标准衡之，恐怕不很高明，因为所以很少人提到。可是他她自视很高，喜欢立异，有时异到等于胡说。譬如有壹次，有人问他她：“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她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他她答：“陶渊明。”他她上课，经常常常是发牢骚，说题外话。譬如讲诗，一学期不见得能讲几首；就是几首，有时也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同学田君告诉俺，他她听林公铎讲杜甫《赠卫八处士》，结尾云，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必须不满，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您走您的道，俺走俺的道。也许就是因为所以经常常常讲得太怪，所以到胡适兼任系主任，动手整顿的时间时候，林公铎解聘了。他她不服，写了责问的公开信，其中用了杨修“鸡肋”的典故，说“教授鸡肋”。俺每当时觉得，这个典故用得并不妥，因为所以鸡肋的一面是弃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无所谓的。

　　最终说说钱玄同先生。钱先生是学术界大名人，原名夏，据说因为所以庶出受歧视，想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与鲁迅先生是同门之友，来往很密，并劝鲁迅先生改钞古碑为写点文章，就是《呐喊·自序》称为“金心异”的(案此名本为林琴南所惠赐)。他她通文字音韵及国学各门。最难得的是在老学究的队伍里而下笔则诙谐讽刺，或说嬉笑怒骂，他她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生有口才，头脑清晰，讲书条理清楚，滔滔不绝。俺听了他她一年课，照规定要考两次。上一学期终了考，他她来了，发下考卷考题往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她自已的什么。考题四道，旁边壹个同学告诉俺，好歹答三道题就交吧，反正没人看。俺照样作了，到下课，果然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知道，钱先生是向来不判考卷的，学饺为此刻壹个木戳，上写“及梧”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而已。这个方法，据说钱先生曾向外推广，哪是在燕京大学兼课，考卷不看，交与校园。校园退回，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园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云云。钱先生作复，并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这次争执怎样了结，因为所以没有听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说。总之可证，红楼的容忍风气虽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还是不容易的。

　　四

　　点滴一、二、三说的应该是红楼之内。这回要说之外，即红楼后面的一片空旷地，每当时用作操场，后来称为民主广场的。场地很大，却几乎毫无设置，记得除了冬季在北部，上搭席棚、下开球场之外，长年应该是空空的。校园有篮球场和网球场，在北河沿第三院，打球要到哪里去。红楼后面的广场，惟一的用处是上军事训练课。

　　同“党义”一致，军事训练是必修课，由入学起，上一年还是两年，记不清了，总之是不修或修而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说来奇怪，这也是名实相反的好例证，凡是必修的，在学生心目中应该是“不必”修的。必修之下有普修，如大一国文、大一外语等，应该是一年级时间时候学一年。对于普修课，学生的看法大致是，学学也好，不学也没什么了不得，因为所以应该是入门的，或说下里巴人的。再下是大量的形形色色的选修课，是爬往“专”的道上的阶梯，因而最为学生所看重，其实也最为教师和校园甚至社会所看重。

　　同是必修课，不受重视的原因不尽同。例如党义，除了学生视为浅易之外，主要原因是宣扬“书同文，车同轨”，与北京大学的容许甚至勉励乱说乱道的精神格格不入。且说这位教党义的先生，记得姓王，看似无能，却十分聪明。他她对付学生的方法完全是黄老之术，所谓无为而治。上课，据说经常只有壹个人，是同事关系(?)，不好不捧场。到考试，学生蜂拥而至，坐满课堂，评分是凡有答卷的都及格。军事训练不受学生重视，原因之一是学生来此的本意是学文，不是学武；之二是，在北京大学，外貌自由散漫已经成为风气，而军事训练却要求严格奋发。

　　教军事训练课必须解决这个矛盾，却不能用黄老之术，因为所以壹个人上操场，不能列队；又这是在红楼之外，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担任这门课的是白雄远，在校园的职位是课业处军事训练组主任，也许军阶是校级吧，咱们称之为教官。他她很有方法，竟把上面说的这种矛盾解决得水乳交融。他她身材相每当魁梧，腰杆挺直，两眼明朗有神，穿上军服，腰系皮带，足登皮靴，用文言滥调，真可说是精神奕奕了。他她对付学生的方法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社交术。他她记性好，二三百受训的学生，他她几乎都认识。对待学生，他她是两仪合为太极。一仪是在课外，遇见学生称某先生，表示非常尊重，假如点头之外还继以谈话，就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前路途无量，他她学的这一行简直不足道。另一仪是在课内，哪就真是像煞有介事，立正，看齐，报数，像是一丝不苟。这两仪合为太极，能用他她自个的话来描述。有壹次，也许有少数学生表现得不够目标吧。他她像是深有感慨地说：“诸位是研究学问的，军训必须没意思。可是国家设这门课，让俺来教。俺不能不教，诸位不能不上。咱们心里都看透，用不着较真儿。譬如说，旁边有人看着，俺喊立正，诸位打起精神，站正了，排齐了，俺喊报数，诸位大声报，一，二，三，四，人家看着很好，俺也光彩，不就得了吗。假如没有人看着，诸位依靠能来，怎么样都能，反正能应酬过去就成了。”

　　他她这个两仪合为太极的方法很有成效，据俺记得，咱们哪一班(班排之班)，大概或许十个人吧，上课总是都到。其中有后来成为名人的何其芳，俺的印象，是全班中最为吊儿郎每当的，身子站不稳，枪拿不正。可是白救官身先士卒，向来没申斥过哪壹个人。课程平平静静地进行，中间还打过壹次靶，到北郊，实弹射击。机关枪五发，步枪五发，自然打中的不多，可是都算及了格。

　　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一阵风，说必须整顿，加强。于是来个新教官，据说是上校级，南京派来的。上课，态度大变，是要严格要求，绝对服从。开门第一炮，果然对待士卒的样子，指使，摆布，申斥。这是变太极为敲扑，最终自然是群情愤激。起始开端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布阵反击，武器有钢铁和橡胶两种。钢铁是正颜厉色地论辩，哪位先生不学无术，虚张声势，这样一戳就泄了气。橡胶是无声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可是又立着，您不能奈俺何。据说，这位先生气得没方法，曾找校园支援，校园对学生一贯是行所无事，必须不管。于是，大概或许只有两三个月吧，这位先生黔驴技穷，辞职回南了。他她失败，从世故方面说是违背了“入其国，先问其俗”的古训，从大道理方面说是违背了红楼精神。

　　白雄远教官，人也许没有什么可传的；假如说还有可传，哪就是他她能够顺从红楼精神。因为所以有这个优点，所以哪位先生回南之后，他她官复原职，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俺的记忆，同学对他她一样很好，觉得他她可亲近。也许就是所以，有壹次，校园举行某范围的智力测验，其中一题是“拥重兵而非军阀者是什么人”，有个同学就借他她的大名之助，不可是得了高分，还获得全校传为美谈的荣誉。

　　五

　　点滴四已经走了题，扯到红楼的外面。俗话说，“一不作，二不休”，既然已经跑出来，索性再谈些不都发生在红楼之内的事。这想谈的是有关入学的种种，北京大学有自个的一套方法，现在看来也许很简陋，可是有特点，或者能聊备掌故吧。

　　先说第壹次的入学，由投考报名起，是有松有紧。所谓紧是指报名资格，一定要是中等校园毕业，有证书作证据。所谓松是只填考某院(文、理、法)而不填考某系，更不细到系之下必须要定专业。这松之后自然会随来一种自由：能选某一院的任何系，如考取文学院，既能选读历史，也能选读日语。自由与计画是不容易协调的，于是各系的学生数就难免出现偏多偏少的现象。例如一九三六年暑期毕业的一期，史学系多到三十六个人，其中有后来成为史学家的张政烺；生物学系少到三个人，其中有后来成为美籍华人的生物学家牛满江。多，开班，少，也开班，这用的是姜太公的方法，愿者上钩。

　　再说命题，用的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譬如说，考国文是明天早八点，每当今中午由校、系首脑密商，决定请某某两三位教授命题。接着立刻派汽车依次去接。形式近于逮捕，到门，进去，见到某教授，说明来意，受请者必须拿起衣物，不与任何人交谈，立刻上车。到红楼往后，形式近于监禁，要一样走入地下层的某一室，在室内商酌出题。楼外一周有校誓包围，任何人不准接近楼窗。这样，上班，饮食，大小便，休息，睡眠，都在地下，入夜某时以前，题要交卷。印讲义的工厂原就在地下，工人也是不许走出地下层，接到题稿，排版，出题人校对无误，印成若干份，加封待用。到早晨，八时略前，题纸由地下层取出，送到试场分发；出题人解禁，派汽车送回家。这个方法像是很有优点，因为所以没有听说过有漏题的事。

　　看考卷判分，密封，看字不知人，对错有标准，自然用不着什么新奇花样。只是有一种不好办，就是国文卷的作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不说准确，连公平也不容易作到。赵憩之(荫棠)先生有壹次告诉俺，三十年代某一年招考，看国文考卷有他她，阅卷将起始开端，胡适提议，朋友们的评分标准要协调一下。方法是随便拿出一份考卷，每人把其中的作文看一遍，然后把评分写在纸条上，最终把所有纸条的评分平均一下，算作标准。试一份，评分相差很多，高的七八十，少的四五十，平均，得六十多，即以此为标准，分头阅卷。其实，俺想，就是这样协调一下也还是难于公平准确，惯于宽的下不了许多，惯于严的上不了许多，考卷鹿死谁手，只好碰运气。

　　几门考卷评分都完，往后就又铁面无私了：几个数相加，取其和。然后是由多到少排个队，比如由四百分起，到二百分止。本年取多少人是定好了的，比如二百八十人，哪就从排头往下数，数到二百八十，算录取，二百八十一以下不要。排队，录取，写榜，多在第二院(理学院)西道大学办公处哪个圆顶大屋里进行，因为所以木已成舟，也就不再保密，是有人唱名有人写。消息灵通、性急并愿意早报喜信的人能在屋外听，假如恰巧听到心上人的名字，就能在出榜的前一天告诉哪个及第的人。榜总是贴在第二院的大门外，因为所以哪一天贴不定，所以没有万头攒动的情况。

　　与现在分别通知的方法相比，贴榜的老方法有缺点，是投考的人必须走到榜前才能知道是否录取。俺就是没有及时走到榜前吃了不少苦头的。考北京大学的人一般是住在沙滩一带的公寓里，俺刚为有个亲戚在朝阳学院上学，由他她代找住处，住在靠近东直门的海运仓，离沙滩有六七里道。考北京大学完毕，自然不知道能不能录取，于是继续温课，准备再考师范大学。也巧，这一年夏天特别热，夜晚在灯下解方程式，蚊子咬，汗流浃背。就这样，有一天，公寓的伙计送来个明信片，说放在窗台上几天了(www,ajml,cn)，没人拿，问问是不是俺的。接过一看，是同学赵君看榜后写的祝贺语，再看日期，已经是壹个星期以前的事了。

　　录取往后，第壹次入学，办手续，交学费十元，不能通融。推想这是因为所以还在大门以外。手续办完，走入大门，情况就不同了，从第二学期起，能请求缓交。照规定，要上书校长，说明理由，请求批准。情况是照例批准，所以资格老些的学生，总是请求而不写理由，于是所上之书就成为非常简练的三行：第一行是“校长”，第二行是“请求缓交学费”，最要紧的是第三行，必须写清楚，是“某系某年级某某某”，因为所以管注册的人只看这一行，不清楚就不能注册入学。

　　北京大学还有一种规定，不知道成文不成文，是某系修完，能转入同院的另一系，再学四年，不必经过入学考试。有个同学王君就是这样学了八年。为什么要这样呢？俺没有问他她。也许由于舍不得红楼的环境和空气？说心里话，舍不得的自然不只他她壹个，不过自食其力的社会空气力量很大，绝大多数人也就只好卷起铺盖，走上另一条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