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文字生涯

　　二十年代中期，俺在保定上中学。校园有壹个月刊，文艺栏刊登学生的习作。

　　俺的国文教师谢先生是海音社的诗人，他她出版的诗集，只有现在的袖珍月历哪样大小，诗集的名字已经遗忘了。

　　这证据他她是“五四”往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物，可是他她教课，却喜欢讲少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另有壹个特别的地方，是他她从预备室走出来，除去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就是挟着一大堆参考书。到了课室，把参考书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她检阅，下课时又照样搬走，直到现在，俺也没想通他她这是所为何来。

　　每次发作文卷子的时间时候，假如谁的作文簿中间，夹着几张哪种特大的稿纸，就是说明谁的作业要被他她推荐给月刊发表了，同学们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哪种稿纸足足有现在的《参考消息》哪样大，俺想是因为所以每当时的排字技术低，稿纸的行格，必须符合刊物其实的格式。

　　在初中几年间，俺有幸在这种大稿纸上抄写过自个的作文，然后使它变为铅字印成的东西。高中时反而不能，大概或许是因为所以换了教师的缘故吧。

　　校园毕业往后，俺也曾有靠投稿维持家庭生活状态的雄心壮志，可是不久就证据是一种痴心妄想，只好去每当小学教师。这样一日三餐，还有些现实也许性，虽然也很不保险。

　　家庭生活状态在青年人的面前，总是要展开新的局面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俺后半生的主要职业。

　　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是有枪出枪，有力出力。俺的家乡有些子弟就是跟着枪出来抗日的。至于咱们，则是带着一支笔去抗日。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咱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

　　油印也好，石印也好，破本草纸也好，黑板土墙也好，应该是咱们发表作品的场所。也不经过审查，也不组织评论，也不争名次前后，朋友们有作品就拿出来。群众认为：您既不能打枪，又不能放炮，写写稿件是您的职责；领导认为：您既是文艺干部，写得越多越快越好。

　　现在回想起来，哪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上班。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间时候：大敌每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全国解放往后，则是另外一种情形。思想领域的斗争被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倾向，经常常常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家在犯错误后，就一蹶不振。在写作上，朋友们起始开端执笔踌躇，小心翼翼起来。

　　可是在解放初，战争时期的余风犹烈，进城往后，俺还是写了不少东西。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就几乎没有写。加上一九六六年往后的十年，俺在写作上的空白阶段，竟达二十年之久。

　　人被“解放”往后，仍住在被迫迁居的一间小屋里。没有书看，从壹个朋友的小孩子哪里借来一册大学用的文学教材，内有历代要紧作品及其作者的介绍，每日抄录一篇来诵读。

　　患难余生，痛定思痛。俺居然发哲人的幽思，臆想到壹个奇怪的疑问：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这样不幸呢？难道他她们应该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致，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俺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壹个准确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是现实主义促使他她们这样干，是浪漫主义感召他她们这样干。说得冠冕少些，他她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生命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目标的，表现这种目标依靠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时是因为所以说了天真的实话，有时是因为所以过于表现了热情。

　　按作品来说，天才最强大脑莫过于司马迁。这样壹个能把三皇五帝以来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勒成他她一家之言，并评论其得失，成为天下定论的人，竟因一语之不投机，下于蚕室，身受腐刑。他她描绘了哪么多的人物，难道没有从历史上吸取任何一点能用之于自身的经验教训吗？

　　班固完成了可与《史记》媲美的《汉书》，他她特别评论了他她的先驱者司马迁，保存了哪篇珍贵的材料——《报任少卿书》，使司马迁的不幸遭遇留传后世。班固的评论，是何等高超，多么有见识，可是是，他她竟因为所以投身于壹个武人的幕下，最终瘐死狱中。对于自个，又何其缺乏先见之明啊！

　　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即使是前人真正用血写下的，也并不是一定就能接受下来。历史情况，名义和手法在不断变化。例如，在二十世纪之末，地球文明高度发展之时，竟会出现林彪、“四人帮”，梦想和热爱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封建王朝。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之下，企图灭绝几千年的民族文化。遂使艺苑凋残，文士横死，人民受辱，国家遭殃。这所有，确非头脑单纯，感情用事的作家们所能预见得到的。

　　鲁迅说过，读中国旧书，每每使人意志消沉，在历练一番患难之后，尤其容易这样。俺有时也想：恐怕还是东方朔说得对吧，人之一生，一龙一蛇。或者准声而歌，投迹而行，会减少少些危险吧？

　　这些想法应该是很不健康，近于伤感的。壹个作家，不能够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如上所述，作家永久是现实家庭生活状态的真美善的卫道士。他她的职责就是向邪恶虚伪的势力进行战斗。

　　既是战斗，就也许遇到各色敌人，也也许遇到各种的牺牲。

　　在“四人帮”还没被揭露以前，有人几次对俺说：写点东西吧，亮亮相吧。俺说，不想写了，至于相，不是早已亮过了吗？在运动期间，咱们不只身受凌辱，而且画影图形，传檄各地。老实讲，在这一时期，俺不仅没有和哪些帮派文人一校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她们共同使用哪些铅字，在同壹个版面上出现。

　　这时，俺从劳动的地方回来，被允许到文艺组上班了。经过几年风吹雨打，大楼的里里外外，变得破烂、凌乱、拥挤。可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好似已经渐渐地从前几年的狂乱、疑忌、歇斯底里状态中恢复过来。一位调离这里的老同志留给俺一张破桌子。据说好的办公桌都叫进来占领新闻阵地的人占领了。

　　俺自个搬来一张椅子，在组里坐下来。组长向全组宣布了俺的上班：登记来稿，复信；并郑重地说：不要把好稿退走了。

　　说良心话，组长对俺还过得去。他她不过是担心俺受封资修的毒深而且重，不能鉴赏帮八股的奥秘，而把他她们珍视的好稿遗漏。

　　俺是内行人，俺知道俺现在担任的是文书或见习编辑的上班。俺起始开端拆开哪些来稿，进行登记，然后阅读。据俺看，来稿从质量看，较以前些年，大大降低了。作者们大多数极不严肃，文字潦草，内容雷同。言语应该是从报上抄来。遵照组长的意旨，俺把退稿信写好后，连同稿件推给旁边一位同事，请他她复审。

　　这样上班了壹个时期，倒也相安无事。俺只是感到，每逢俺无事，坐在窗前一张破旧肮脏的沙发上休息的时间时候，主任进来了，就向俺怒目而视，并加以睥睨。这也没什么，这些年俺已经锻炼得对所有外界境遇，麻木不仁。俺仍旧坐在哪里。能说既无戚容，亦无喜色。

　　同组有一位女同志，是熟人，出于好心，她把俺叫到她的位置哪里，对俺进行帮助。她和蔼地说：

　　“您很长时间在乡下劳动，对于每当前的文艺精神，文艺动态，不太明了吧？这会给上班带来很大困难。”

　　“唔。”俺回答。

　　她桌子上放着壹个小木匣，里面整整齐齐装着厚厚的一叠卡片。她谈着谈着，就拿出一张卡片念给俺听，应该是林彪和江青的语录。

　　现在，林彪和江青关于文艺的胡说八道，被每当作金科玉律来宣讲。显然，他她们比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具有权威性，还受到尊重。他她们的聪明才智，也似乎超过了古代哲人亚里士多德。俺不知这位原来很天真的女同志，心里是怎样想的，她的表情非常严肃认真。

　　等她把所有的卡片，都讲解完了，俺回到俺的座位上去。

　　俺默默地想：古代的邪教，是怎样传播开的呢？是靠教义，还是靠刀剑？地球第二次大战之初，为什么有哪么多的人，跟着希特勒这样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少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乱之外，其余大多数人是真正地信服他她，还是为了暂时求得活命？

　　中午，在食(www,ajml,cn)堂吃过饭，俺摆好几张椅子，枕着一捆报纸，在办公室睡眠，这对几年来，过着非常家庭生活状态的俺，能说是一种暂时的享受。天气渐渐冷了，俺身上盖着一件破旧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利品，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触景伤情地想：

　　在哪样残酷的年代，在野蛮的日本军国主义面前，咱们的文艺队伍，咱们的兄弟，也没有这几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毒害下，这样惨重的伤亡和损失。而灭绝人性的林彪竟说，这个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比不上壹次战役，比不上壹次瘟疫。

　　一九七八年一二月一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