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言志”

　　张中行自认为，因为所以杂览和杂写，“由禅到八股”，“称为杂学勉强”；多年所好，有书法和砚，应该是半瓶醋，“可是半瓶而有两种，有人称为杂家，也就能安然受之了”（本报资料图片）俺还记得每当初读到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时哪种兴奋心情。此前多年不曾这样，此后也是这样———说老实话，包括读他她后来各种着作在内。俺过去把张中行的书分作三类，一类是讲人或事的，以上述两种为代表；一类是论道的，以《顺生论》为代表；还有一类是介绍知识的，以《禅外说禅》为代表。假如让俺排壹个队，心中的高下便正好是这一二三的次序。至于他她在《流年碎影》中自嘲为“选来选去”者则不在此列。

　　张中行的文章属于“五四”之后中国散文的一道；讲得确切一点，张中行等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复兴了中国散文的某种传统。《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最初是由外地某社印行，装帧欠佳，印数无多。大概或许不管出版者还是读者，一时都难以把握———借用前人一句话，它们“是哪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较之此前看惯了的东西，的确很是新鲜。其实这一传统早已存在，不过在朋友们眼里黯淡已久，几乎不知道了。

　　张中行所承继的散文传统，前人称为“言志”，与“载道”相对；两个词儿分别取自“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诗”与“文”本有区别，“志”与“道”更待厘清，不免有些夹缠，所往后来干脆说：“言他她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个的道亦是言志。”俺自个曾想，换成“率性”和“听命”，或许更恰切些。前人提起这个话题，是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而“言志”这一“流”久矣夫断断续续，隐没不彰了。张中行是老北大出身，亲承前辈大师謦縕，往后多年却不事写作；可是传统在他她身上活着，一俟执笔，立即显现出来。而且这道文章本来讲究沉稳平和，老年为之，正是合宜；他她又有阅历与感受值得一写，于是乎名满天下。然而自始至终，他她只是“率性”，不曾“听命”；或者说，他她只“载自个的道”，不“言他她人之志”。在这点上，与许多同辈甚至晚辈的人判然有别。

　　上面提到，张中行等复兴了壹个散文传统，可是是他她与他人又颇不一致。俺想举出一位，即比张中行登场稍早，着有《干校六记》、《回想俺的父亲》和《回想俺的姑母》的杨绛。之所以这样，因为所以杨绛的文章同样“率性”而不“听命”；就复兴这一传统而言，每当年没有比他她们两位影响妨碍更大的了。不论彼此高下，毕竟大相径庭。假如说杨绛属于这一传统中偏“洋”的一脉，张中行所承继的就是偏“土”的一脉；更确切地讲，其间有个“贵族化”与“平民化”的区别。区别不在见识，在于所处立场，以及行文风格。往后两方面而论，张中行更像壹个普通老百姓，虽然他她也许比咱们高明。

　　不妨回过头去考察一番。先说“洋”与“土”。曾有人批评林语堂的幽默带牛油味，无疑是“洋”了；还应该提到梁遇春，也许更其纯粹。杨绛与他她们都不相同，好似更接近于叶公超。可是“土”呢，俺就没臆想到有谁能这样形容。再说“贵族化”与“平民化”。上述各位之外，周作人，梁实秋，废名，台静农，钱锺书，张爱玲，也都不能一口咬定是“平民化”。说来在这一传统之中，“洋”与“贵族化”倒是正宗，虽然诸家于“土”与“平民化”或多或少要沾一点边儿。这样来看张中行，就知道他她的贡献所在了，他她是把“言志”一派文章中的“土”与“平民化”发挥到了极致。

　　俺这说法，有人或难以(www,ajml,cn)苟同。形容张中行比较稳妥的话，相对于“洋”，似乎应该说“中”；相对于“贵族化”，似乎应该说“士大夫气”；此外也许必须要添上壹个“老”字。可是俺还是觉得，假如说“中”，他她不是身居高位的“中”，或应运而生的“中”；假如说“士大夫气”，他她是不离乡壤间的士大夫。至于说张中行不“洋”，不“贵族化”，有人也会持异议。因为所以第一，他她是受过西方哲学熏陶的，单就思想来说，其所获益于西方文明者，其实较之本土更多。可是俺所谓“土”与这无关，俺指的是他她以什么气分儿来接受这所有，表述这所有。再者，张中行对许多事情的见解与大众并不一致，他她是理智的，宽容的。可是俺所谓“平民化”也与这无关，俺是说他她总保持着底层姿态，真能体会“食无求饱”、“伤哉贫也”。俺曾举出《论语·雍也》的一节：“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以为张中行的气象，与此约略相仿。他她执着于现代文明的精神，却无意于现代文明的物质。

　　张中行的文章留给俺印象最深的是在两方面：其一是他她笔下旧日北京大学的家庭生活状态，尤其是讲到的各位师尊；其一是他她所描写的哪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说是小人物，只是人微言轻而已，绝不猥琐低俗；不过他她也不把他她们拔高。俺想他她是以此自况。